１９４０年底，我（即杨尚昆）到延安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原因有三个：一是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国民政府按４。５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３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５０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国民党扣发；二是陕甘宁边区１４０多万人口，要供给７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本来已是鱼大水小，困难很大，加上这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以致有数万灾民生活没有着落；三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所以毛主席说：这是“最大的一次困难”。怎么办呢？朱老总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
那时说的“家务”就是种菜种粮食，做生意的单位很少。任弼时同志作了一番调查，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又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王维舟率领三五八旅去陇东开荒种水稻。盐的产运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负责，边区政府出资，“官督民运”。延安所有机关、学校，人人动手，开荒种粮种菜纺线，连毛主席也有生产任务。
３年后，边区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自给一半。三五九旅能生产自给。边区财政开支的６４％依靠自给。毛主席称赞：“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党的“家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这件事，当时主要由任弼时、朱老总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华东区也派曾山搞了个五丰商行。北平这摊由赖祖烈经营。
当时有那么一批人，深入敌区，为党筹措经费。后来邯郸解放，杨立三（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编者）被派去搞贸易公司，没有搞成。这件事还闹出个笑话：有一次，华东来的人经过邯郸，看到杨立三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大吃一惊，回来报告说，杨立三叛变了！
党产中还有一个来源，是抗战爆发后在大后方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