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上中国奉行的民族政策都是华夷之辩，当然这个政策是有一定 历史 局限性，但其并非严密区分民族实行不同的政策。
以明代为例，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如孙?说：“近世有 利玛窦 ，自欧巴罗国越八 万里 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瞿式谷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瞿式?的开放眼界和 包容 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东林党 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这些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 文化 优势”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西班牙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 礼拜天 ，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 西班牙人 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 欧洲 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比 林则徐 、 魏源 早两个世纪， 徐光启 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 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明末， 王夫之 继承了以 文化 来划分夷夏的观点。他提出了在当时相当大胆惊人的思想：“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亦即，中国人曾经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当中国处于混沌野蛮的时候，遥远的别处却在文明状态。
对华夷之辨， 王夫之 说：“夷狄非我族类者也，蟊贼我而捕诛之，则多杀而不伤吾仁，如其困穷而依我，远之防之犹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约肆淫，役之、残之而规为利也，汉纵兵吏残蹂西羌，而羌祸不解。”意思是：夷狄和我们不同族，如果他们侵略残害我们，而我们捕杀他们，那么多杀他们并不损害我们的仁义。但若他们因困穷而依附我们，我们在疏远和防备他们的同时也必须怜悯和保全他们的生命，不能乘机为谋取利益而肆意欺凌、使役、残害他们。汉朝放纵兵吏践踏蹂躏西羌而羌人为祸不断就是教训。
王夫之 的夷夏观：①夷夏之别是相对的，夷与夏因 文化 而划分，非血缘而划分，民族差异本质在文化差异；②民族文化是多元的，多元文化之间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契合，或曰互相融合，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契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③社会文明是进化的，在此总趋势中，文明中心会发生转移，因而发展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
一个著名的能说明 古代中国 人心目中“华夷之辨”之大防的核心为文化的典型例子：“很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如江阴人民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本来 江南 百姓们已经接受了清廷的统治，他们对明王朝早已没有感情，认为谁做皇帝没有关系，亦即不在乎统治者的血缘、地域甚至语言，只要不过分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满清用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逼迫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百姓剃发易服，直接改变中原和 江南 人民的风俗习惯，这种破坏华夏文化，使中国退为“蛮夷”（即由文族退为极端的部族）的罪恶行径，必然招致全体中国人自发和强烈地反抗，乃至数千万中国人毫不犹豫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因为服饰是文化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让多少个繁华的城池被屠戮殆尽，骨积如山，血流如河，这个惨痛的史例无可辩驳地表明了 古代中国 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
“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的实质就是文明与野蛮之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对自己文明的真实看法。“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保卫文明、学习先进，抵抗野蛮侵略和落后倒退，防止一切野蛮侵略文明导致的文明破坏、社会倒退的悲剧的发生，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文明的感化。即便现在来看，“华夷之辨”的思想都是很先进、不容质疑的。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华夷之辨”才被阉割歪曲成一个愚昧狭隘盲目自大的排外观念，才炮制出 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