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夏王朝
作者：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但它到底姓夏还是姓商，却是考古学家暂时回答不了的。
二里头1号宫殿复原。学者们有的说属于夏，有的说属于商，无论如何，它是 中国历史 上第一座超大型宫廷建筑，显现了王权的威势。
正文：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其中，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夏朝存在吗？如果有，现代是否能，以及如何证明它的存在？人们不禁要问。
仅凭文献无法证明夏王朝存在
中国历史 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它的厚重、连贯和详尽历来是我们民族引为自豪的。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甚至人为篡改，究竟能否一概被视为信史，历来都有学者提出质疑。
中国的早期王朝国家形成于何时？西汉时代的太史公 司马迁 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记有夏、商（殷）、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最后的周王朝因有详细的记载并出土有 青铜器 铭文和 甲骨文 ，自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后更有确切的纪年，已经可以确证。但 司马迁 所处的汉代，已离夏、商时代千年有余，相当于我们现在写唐宋史。谁能证明太史公描绘的夏、商时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历代夏王、商王的传承谱系是可靠的呢？甚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夏、商王朝存在，从 现代史 学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怀疑的。
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 尚书 》，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 战国时代 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之《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 战国时代 ，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 诸侯国 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溯至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关于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时代已说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论语 》）。作为夏人、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证据。况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记载比孔子的时代还晚，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数百年乃至千余年以后的古文献中得知它的确切状况也是相当困难的。
考古学能证明夏朝存在吗？
20世纪初年，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死水。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 康有为 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 中国文化 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
20世纪初， 王国维 成功地释读了 甲骨文 ，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这些重要的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 王国维 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在考古学上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认识前提之所在。
随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整个学科充满自信，学者们进而积极地进行考古与文献材料的整合研究，力图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王朝及夏商王朝的分界问题。
探索“夏墟”发现的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此巨大、辉煌的一座都邑，使得严谨而保守的学者们也禁不住感叹它所透出的浓重的“王气”。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呢？中国考古学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