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青铜鼎。中华第一铜鼎，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代表性器类，它最先出现于被认为是“夏都”的二里头，本身就表明三代文明是一脉相承的。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龙，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但它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的记载，但还是无法确证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文化。
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 商汤 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19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学术界又一边倒地形成了以邹衡先生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主流观点”和“共识”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真理吗？那么在原来的“主流观点”和现在的“共识”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或者真理呢？而且，别忘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邹衡教授，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特立独行，坚持己见，才迎来了以他的观点为中心的学界的“共识”。然而这句老话是否又过时了呢？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你在读了相关论著，了解了关于夏商之争的来龙去脉和焦点后，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 甲骨文 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夏朝仍然只是被制造出来的“传说”？
在历史学界，关于时代定名一直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文字产生之初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的时期）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 神话 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表1）。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徐旭生在半个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