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可以说最早见于战国至汉代文献的夏和商的世系并不是史学意义上的编年史。 顾颉刚 、陈梦家、吉德炜（KEIGHTLEY, D. N.）、艾兰（ALLAN, S.）等都曾指出，宗谱中的早期国王更像是在其后演变过程中被创造、编辑和改进而来的。因此，不少文献中夏和商的王系应理解为口传的世系。尽管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时期人群中可能有关于夏人的口头传说，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但在没有夏当时的文字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王朝的夏的存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其他被远古王系困扰的古文明
古代中国 不是惟一为远古王系所困扰的社会。 苏美尔 、埃及、玛雅和许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记载来证明他们深远而感人的历史，这些历史记载源自口头传说。据Henige对许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统研究，一系列纪年上的扭曲变形可以出现在对口头传说社会的王系、宗谱和其他关于历史时间跨度推测的处理上。宗谱可以通过压缩被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被记住的只有最早的开国的几代和最近立为嫡嗣的四至六代。与此形成对比且更为普遍的是，宗谱也会被人为地延长。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对既往时间长度的夸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证可以说明王系在时间上被扭曲的情况。例如， 苏美尔 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记述了到那时为止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的顺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继的约115个统治者的名字，但实际上，这些王分属于不同的城市国家，其中许多是同时存在而非先后关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 苏美尔 的王系把本来600余年的历史时期拉长为一个超过1900年的统治期。公元前一世纪玛雅早期纪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仪式内容的日历始点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这比最早的农业群落出现于这一地区早了1000年。许多玛雅纪念碑刻铭的主要目的是赞扬统治者和他们的世系，所以一个以世系的连续性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贵族活动的悠久历史被编造出来。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是政治宣传，但统治者确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去制造和操纵王系和宗谱。任何对历史的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王室宗谱时对于这样的政治动机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实上，Henige所讨论的口传历史中许多类型的扭曲变形也见于夏商年谱，它们似乎是传说与史实、口传历史和历史记载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献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确是经若干世代口口相传的真实人物。但这些王系并非王朝历史完整的记述或确切的序列，被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安排给夏商王朝的各种时间跨度，不应被当作等同于编年史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些文献材料进行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它们为何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王朝归属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工作吗？
对既往研究历程的观察与思考，会成为学科发展的宝贵借鉴。应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商史成为信史。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众所周知，碳十四测年技术这一物理学的测定方法，给考古学年代框架的确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使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史前时代的研究，开始有了“绝对年代”的概念。但既有的研究表明，无法消除一定误差的测定值，能否满足偏于晚近、要求精确年代的夏商周时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份量。 说句实在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所最擅长的。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回顾一下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
（转自网易历史博客举办的“百家博谈?历史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