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沙[注: 长沙市-长沙为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下游长浏盆地西缘。长沙市南接株洲市和湘潭市，西抵娄底市，北达岳阳市、益阳市，东挨江西省宜春市、萍乡市。]铜官窑遗址获批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获取较好的展示本体和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素材，充分揭示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湖南[注: 湖南省-湖南省位于中国南部,长江中游,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hunansheng]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在已有考古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学术与工程需求，精心编制了《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规划》。
2010年3月16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后，湖南省[注: 官署名 唐代尚书省设在皇城正中，位居宫城之南。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尚书省的位置在其他两省之南，故通称“南省”。 江南省的略称 见《红楼梦》见第三回）江南省的略称。]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单位的专业人员组建了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工作队，依照《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规划》，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分阶段稳步开展考古工作，在细致严谨的传统田野考古工作基础上，利用数字考古、考古物探等科技手段采集各类原始数据，并进行及时的数字化入库处理。在考古队员团结协作下，考古工作紧凑有序地进行，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下文从主要收获和存在问题两方面对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2010年以来的考古工作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一、主要收获
（一）考古调查勘探
2010年度考古勘探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遗址区域范围的再确认、窑炉调查、挖泥洞调查、作坊区调查、石渚湖区调查（包括市场、货藏、码头、生活区）和墓葬区调查。充分使用传统的人工踏查、钻探、试掘、剖面清理等方法，同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的专业人员，根据文物埋藏特征，在遗址区域内对地下文物进行了无损伤的考古物探，综合使用了磁法、多频电磁法、高密[注: 高密市-高密市地处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结合部,东临旅游名城青岛,西依世界风筝都潍坊,南傍日照,北依渤海, 是联接省会济南与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枢纽。]度电阻率法和金属探测等无损探测技术。
2010年度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多种物探手段的使用为无损探测技术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如发现了石渚湖南面窑区的存在，确查了76处窑址，对墓葬区、生活区、市场交易区的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定，框定了唐代石渚湖的大致范围，重新认识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空间范围、明确了以石渚湖为中心的各功能区的分布格局，探明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原始地貌、生产规模和功能布局，为复原展示瓷业生产、销售链条，重构长沙铜官窑遗址瓷业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提供了学术支持。由于这次调查勘探工作对长沙窑遗址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涉及到该窑址群的范围面积和功能区的重新划定，因而需要对总体保护规划加以修编。
（二）考古发掘
2010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再次清理和陈家坪窑区的考古发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设备跟踪整个发掘过程，采集各类原始数据，并搭建了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信息系统框架。
谭家坡1号龙窑发掘
2010年上半年对谭家坡1号龙窑（Y38）发掘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
1、获取了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文物标本，通过进一步整理我们将对谭家坡1号龙窑的产品特征、制瓷工艺、装烧方法和文化内涵形成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2、揭露了一批该窑址制瓷工艺流程有关的遗迹现象。Y38西侧发掘区共揭露与窑场制瓷活动有关的遗迹28处，有灰坑、沟、灶、池、房子[注: 住宅是提供人居住的房屋。客家人称作屋家，广东人称作屋企，福建人称作厝。为民间信仰的风水区分由于生人居住；称阳宅、以别于已经身故入土之阴宅（墓）。]等遗迹类型，都是窑场制瓷活动的功能单元，如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工棚、灶、烘烤炉、釉缸、装窑出窑活动台面等。这些遗迹虽然保存状况不佳但却较完整地展示出了Y38的制瓷工艺流程。对这些遗迹现象进行科学的展示，原料的采集、加工，制坯、上釉、装烧等制瓷活动，都将[注: 都将 拼音： 解释： 1.唐五代禁军统兵官名。-doujiang]鲜活地呈现于大众面前。（图一）
图一 F1（制瓷工棚）
3、明确了该窑的兴烧和废止年代。结合纪年材料和出土遗物遗迹的特征，我们可以判定，Y38兴烧于9世纪初，废止于9世纪末[注: 李慧珍，分别在1997年1月在北京和1997年5月在日本出道的，她的成名歌曲是《在等待》。1993年，她获温州市“金融杯”和一等奖“龙港杯”金奖及浙江省通俗歌曲大赛金奖。]。
陈家坪窑区发掘
陈家坪窑区位于彩陶源村陈家坪组陈家山南[注: 山南，传说当中神猴同罗刹女结合而诞出藏民之地。那些散布在神山、圣湖之间的西藏第一宫、第一殿、第一寺和聂赤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名字在时刻提醒着你：这里，是藏文化的滥觞之地，是西藏的灵魂所在。]部山包，是由Y30、Y31、Y33、Y34、Y35、Y40等窑炉及其废弃堆积、作坊、挖泥洞等遗存组成的一个窑区。2006年、2010年两次考古勘探成果表明，陈家坪遗址区域内的窑址分布十分密集，遗迹遗物蕴含量丰富，窑炉、窑业废弃堆积、挖泥洞、通气孔、作坊等能反映长沙铜官窑生产制瓷工艺流程的遗迹共存于此，而且现代建筑较少，保存状况相对较好，是较理想的考古发掘点，具有很高的展示价值。 2010年下半年对陈家坪窑区的发掘取得了以下主要收获：
1、对长沙铜官窑窑炉构造特征有了基本的掌握。Y33尾部保存较好，残存有窑门、排烟室； Y40的头部，火膛、火门等保存较好。综合不同窑炉残存的构造部分，据此可以对长沙铜官窑的窑炉建筑技术形成科学的认识。（图二）
图二 T1437清理③层工作照
2、对不同窑炉的发掘获取了种类丰富的实物标本，对窑址的产品特征、装烧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全面的资料，进一步丰富了长沙铜官窑的历史文化内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Y40发掘区内出土的明器与大坡墓葬区所见的随葬品特征基本一致，各方面的证据显示大坡墓葬区与窑区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大坡墓区极可能是当时窑工的埋葬区。
3、在窑丘发掘区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唐代大型建筑基址。该建筑坍塌后的废弃堆积中含有大量板瓦片、筒瓦残片、红烧土颗粒、炭屑，少量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铺地砖、建筑构件、瓷质泥塑佛像残件等建筑附属物。这些建筑废弃物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东部，在建筑堆积物的西部一线发现用筒瓦铺砌的排水沟一条，揭露部分长约180厘米，向北延伸至该方北隔梁里。在排水沟西侧有一直径约40厘米的柱洞。从堆积中所见的板瓦、筒瓦、瓦当、佛像残块、排水管、柱洞等遗迹遗物推断，这是一处大型建筑遗址，可能与窑神信仰有关，或为窑神庙。如推测不误，这将是全国考古首次发现的唐代窑神庙遗址。受时间与发掘面积所限，其功能属性尚不能妄下定论，还有待继续扩大面积进行发掘再对其定性。
2011年下半年在陈家坪窑区Y35发掘区进行发掘，现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对Y35发掘区的发掘有以下收获和预期目标：
1、 揭露了存在打破关系的两座窑炉，早期窑炉为唐五代烧制瓷器的窑炉，晚期窑炉初步判断为清代[注: 清朝-清朝（公元1636年～1912年，一说1616年建立，1644年起为全国性政权），又称大清，简称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烧制陶缸等粗陶器的窑炉。早期窑炉仅残存窑炉中部部分窑床，晚期窑炉的窑床保存较好，仅窑头部分被破坏。这两座窑炉为展示本地区陶瓷产业的历史传统提供了很好的实体。（图三）
2、在Y35的北侧，揭露一处挖泥洞。该挖泥洞与2010年度在Y35南侧发现的挖泥洞性质相同，应为唐五代长沙铜官窑窑场挖取原料的遗存。这两处挖泥洞直线距离约15米，两者之间仅有Y35窑炉相隔，有可能是相互连通的。我们计划对这两处挖泥洞进行解剖发掘，以探明当时原料采集的具体情况，解决与原料采集有关的若干学术问题。
3、Y35所处山包的山麓即为2010年度窑丘发掘区，是2010年发现的窑丘建[注: 介绍 钟会心腹将，也是护军胡烈部下旧人；然钟会欲叛变，丘建秘密把消息传到胡渊处，导致钟会叛变未果，反而被乱箭射死 相关信息 赵云-qiujian]筑基址所在地，我们计划在2011年10~12月对该建筑基址进行大面积揭露以确定其性质。该建筑基址性质特殊，所在区域文化堆积丰富且层位明确，是很好的数字考古田野实践场地，值得重点关注。
2011年度对陈家坪Y35发掘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是长沙铜官窑遗址首次有计划、较完整地揭露一处制瓷窑场，对研究长沙铜官窑单个窑场布局、制瓷工艺流程有重大意义，也是绝好的展示本体。鉴于本次发掘的重要性以及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需要，我们计划邀请文物保护专家、土遗址保护专家、地质环境专家跟踪考古发掘过程，并对所揭露的重要遗迹、遗物、剖面等进行及时的专业保护和采样分析，同时还需进行复还石渚湖及整个遗址的环境采样和遗存测试工作，这也是2011年度工作的重点之一。
二、数字考古
2010-2011年度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进行传统考古发掘的同时与武汉大学进行合作，进行了数字考古的田野实践，利用数字考古设备与技术全程跟踪采集各类原始数据。主要用全站仪、立体影像仪、连续全景摄影仪、三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等现代科技仪器和技术手段对考古发掘的最小堆积单元逐一跟踪记录，对考古现场及景观背景做科学的采集。
全站仪主要负责工作区、探沟、探眼、断面、探方、遗迹、层位、小件的精确定位，并提供矢量图；立体影像仪主要负责遗迹单位、层位、小件的立体相对；连续全景摄影仪负责不同发掘阶段的360°全景；三维激光扫描主要负责对重要活动面、重要遗迹和重要小件的三维模拟复原；无人机则负责航拍遥感影像。通过这些数字考古技术达到考古发掘可逆化的目标，使民众了解古代窑场作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形成过程，为数字化展示窑场建窑、生产、废弃等历史场景提供原始数据。（图四）
图四 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重要活动面进行扫描
在信息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利用我所已有的田野考古系统对信息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同时联合武汉大学针对长沙铜官窑这类重要大遗址开发考古地理信息系统（GIS），搭建综合管理和公众服务平台。GIS是一个具有空间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可视输出的应用软件系统，GIS的空间数据管理和空间数据分析功能为解决考古学的空间性和多变量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手段。将田野考古中所获的各类信息数据（基础地理数据、图像、图形、属性等）建库，建立图形、属性数据、图像数据间的相互对应关系，实现对信息数据的层级化、类型化、系统化管理，进而对数据信息进行归纳、综合与分析，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与速度，充分实现学术成果的现实价值，为后续展示提供支持。（图五）
图五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截屏
总之，长沙铜官窑2010~2011年度的考古工作在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工作成果，这些成果为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第一次完整地揭露了一批窑业遗迹，包括窑炉、作坊及其他相关遗迹，基本掌握了长沙铜官窑的窑炉构造特征和制瓷业工艺流程。
2、获取了大量品种丰富、类型全面的实物标本，为研究长沙铜官窑产品工艺特征，建立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分期序列和考古编年，厘清时空演变过程奠定了基础。（图六）
图六 发掘出土文物得到及时修复
3、重新认识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空间范围、明确了以石渚湖为中心的各功能区的分布情况，探明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原始地貌、生产规模和功能布局，为复原展示瓷业生产、销售链条，重构长沙铜官窑遗址瓷业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提供了学术支持。（图七）
图七 高密度电阻率法（DCX-1电阻率层析成像数据采集系统）
其次，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意义有以下两点：
1、通过数字考古和考古物探的实践，探索性选择和研发了适宜于田野工作的现代技术手段和设备，这些技术手段和设备的成功应用将使考古工作更为科学、系统、便捷。
2、与武汉大学合作初步研发了适用于考古工作的地理信息系统，这样一个系统既是一个档案管理平台，也是一个学术研究平台，更是信息共享与公众服务的新空间。该系统的成功应用将带来考古工作方式的变革，为我们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遗产保护和管理利用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推进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保护事业的开展。
三、存在的问题
长沙铜官窑遗址是首批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国还没有现成的模式，在工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单单是针对长沙铜官窑的。自全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考古工作实践来看，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展示工程”中的文物保护问题。遗址公园建设应该以保护为前提，不能因工程的施工而破坏文物。大遗址保护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其保护工程包括环境的整治、道路及保护设施的修建、库房和馆舍的营建、其他相关服务设施的营建等，这些工程都应该以保护遗址本体为主旨。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保护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工程建设，应该先行做好工程建设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对工程范围内的文物影响作出正确的评价。严禁有可能涉及破坏文物本体的施工工程，对可能涉及的遗存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刚性的处理及处罚措施，这些规定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进而导致文物考古无法先行，处于被动的局面，往往造成文物的损坏。这或许是当前中国文物保护之怪现状，在保护文物的旗号下堂而皇之破坏文物，而且实施的主体竟然还是文物管理部门。当然铜官窑遗址的工程还没有出现破坏文物的情况，但文物影响评估报告还没有出台，随后而来的工程建设也可能影响将来的保护工作。
（二）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问题。大遗址保护或者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中的考古发掘是直接与保护展示相关联的，甚至考古发掘的目的即是为了能够提供可以保护和展示的遗存。因而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工作以及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本体应该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使遗迹现象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以供将来展示之用。考古发掘现场的出土文物保护只能是采取临时性的保护措施，但这种保护措施又必须考虑到将来的永久性保护的需要。倘若这种遗迹本体的保护一旦成为一项工程，或者一个单独的项目，则完全可能是另外的承担者来实施。这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保护工程从项目设置，到工程方案设计、到招投标等，要走完整个程序，需要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遗迹可能随时受到损毁和破坏。这个时间阶段内的文物保护应该高度重视。二是保护施工单位并不了解遗迹的真正价值和内涵，或许保护下来的遗迹无论从结构到形状到材质都发生了变化，甚至保护下来的“遗迹”成了名副其实的假古董，这就与文物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三）考古和文保专业人才的缺乏问题。长沙铜官窑的发掘，现有工作人员主要是从全省各市县文物部门抽调而来，而我省文物部门中能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考古工作的业务人员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注: 元上都，或称上都，即开平，位于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1256年），命刘秉忠建王府于此。]存在很大的缺失。从事土遗址保护的专业人员几乎等于零。人才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保工作的被动局面。为此我们需要加强考古和文保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建设一个质量有保证、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以适应当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形势。特别是在科技加速更新的今天，我们要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注: 先进技术正文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较高水平的和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领先作用的技术。这是一个时代的和相对的概念。在前一个时期被视为先进技术的东西，以后会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淘汰，而成为落后技术。]和相关人才，创新工作手段、方法和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