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迪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
四天后,在另一封发给蒋的电报中,宋报告说他已经从美国高层得到保证,要蒋提出要求,他们会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时提醒蒋,他确认史迪威在帮助中国取得美方军事援助时仍将产生作用。宋因而建议蒋对史迪威施加压力:“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官员亦同意史迪威应该服从于你,你尽可以把他当成你的部属,而不必把他奉为贵客。但是你应该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国军方的人脉关系,促使美方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蒋同意把撤换史迪威的想法暂时搁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将军和中国领袖对于处理问题的不同看法,仍然继续存在,两者关系越来越紧张,导致1944年两人彻底翻脸。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主要归咎于四个因素:
首先,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并且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史迪威对于中国现状与对日抗战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他看到中国内部持续战乱,他熟知软弱、腐败的国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民主化和改革几乎不抱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欣赏中国老百姓的才能和创造力,他认定这些良好的特质被旧传统保守的国民政府所制约,难以被中国的领导人所采纳并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
第三,两人对于对抗日军的战略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盟军仅体认到,一旦中国对日本投降,那么日军将会把其兵力从中国战场转移到其他地方,威胁盟军。
第四,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应付史迪威的过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蒋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挥官,给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对战果负责”。史迪威看不起蒋手下的众多将军。他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