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家人同时参加组织的情形似乎并不罕见。如陈万居带著他的亲兄弟陈溪俊、陈金碇、陈秋永和么妹陈贵，陈春庆也介绍自己的兄长陈春英、三弟陈春阳加入武装基地。
经由各种管道推荐，上山的人越来越多，汪精、温万金、陈笃茶、曹铁屯、秦斗盛、黄伯达、李紫、王老见、高火旺、王忠贤、陈炎树、汪枝、陈新发、林水旺、李石城....，有的化妆为砍柴工人，有的装扮成小贩，陆续进入了鹿窟山区。
事实上，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许多台共份子长期处于四散藏匿的窘境，深山也成为他们藏身的目标之一。鹿窟武装基地的建立，不仅提供他们一个躲避的处所，更使某些怀抱理想的台共党员，有了一个可以为之贡献心力的蓝图。这些有所为而来的成员中，包括著名的台湾文学家吕赫若在内。
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是和杨逵、龙瑛宗同时期的日据时代作家。据他的老友形容，他是一位浪漫而具有才气的人物，曾经留学东京学习声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以日文写作，就这样，这群由文学家、农人、矿工、木工、大学生组合而成的奇异队伍，在大学教授陈本江的领导下，以山林中取之不尽的木材和丛生的管草，开始在鹿窟山区建造房舍。
为了避免外人起疑，他们必须小心掩饰，以隐藏林木、管草被大量取用的痕迹。
由于当时国民党的警政措施还不十分严密，基地的房舍之间彼此又距离遥远，有的相差一、两小时以上的路程，因此他们虽然陆续建造了四、五十座木屋，却一直没有被发现或告发。
至于基地人员和当地鹿窟村民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恐怕仍然是个谜。尽管部份村民加入了组织，但对于那些不愿意认同他们的革命理念的，又该怎么办呢？
陈桑坚持说，村民看到来自山下的知识份子们，也和群众一样亲自劳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感召，都纷纷加入鹿窟武装基地的行列。少数坚决不愿参加的，在保证绝不将基地的秘密外泄之后，也能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离开。但在之前，陈桑也曾脱口表示，说服全体村民加入组织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顽固的人被打死了。
显然地，村长陈启旺的加入，给予他们不少工作上的便利。然而，将村民视为掩护体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冒著被检举的危险，让哪些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的村民自由行动？从陈桑口中，我们并未能获得前后一致的答覆。
陈本江领导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随著组织成员的增加，他们开始将每三到五人编为一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并且研习共党理论。为了使组织更健全，蔡孝干派遣刘学坤上山担任指导员，并指定廖朝为联络员。
组织的名称也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就在陈本江总指挥，以及陈朝阳、许希宽、温万金、陈义农的领导下，隐密地发展、壮大。
到了一九五O年，参加的队员包括村民在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松柏村、耳空龟等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从汐止到瑞芳、平溪、坪林尾一带，也以布桩的方式，发展一些外围组织。
基地内的队员，被编制为安全小组、情报小组、学习小组、妇女小组、小鬼队等几个单位。安全小组对内考核队员的背景、言行，对外担任基地警卫、戒备工作：情报小组负责与岛内其他地下组织以及中国方面联系，并尽可能掌握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动向：学习小组策画并进行所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课程：妇女小组则负责烹饪、女红、看护儿童，以及教育孩童的工作：小鬼队的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儿童，每两个小孩编成一组，分配区域，在白天看顾各出入据点，注意陌生人的进入。
专设法庭，放逐党性不坚的队员
据陈桑描述，常时鹿窟村外表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异样，其实周围都处于戒备严密的状态。外来的陌生人，从进入某地势力范围到离开为止，一举一动都受到队员的监视。
各小组中唯一失败的是“家族小组”，原本计划以家族为单位，以吸收该家族中所有成员进入组织为目的，但因为大家意见纷歧，最后被迫取消。但是，为确保成员忠诚而订立的“血亲连坐法”，并没有同时取消。据说，“血亲连坐法”规定，凡是犯人的介绍人以及六亲之内的队员，都要和他接受相同的处分。
事实上，从加入组织开始，队员就必须接受基地一切的约束，宣誓效忠并严守纪律，否则愿受重惩。组织内设有法庭，以审判不守纪律或“党性”不坚的队员，以及他们的关系人。对于犯规的队员，他们多半处以长期苦役或者流放，让他们接受沉重的劳动工作，或是放逐到山林里，任他自生自灭。犯规者如果熬不过处罚的期限，等于只有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