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桑回忆，那时唯一直接被队上法庭判处死刑的，只有周生发一个人，他因为受不了长期的饥饿以及日常的劳动，想要私自逃离山区，结果被逮捕处死。那时候，受不了艰苦的山林生沽，想要偷偷脱离组织的队员很多，周生发被处死，可以说是故意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有意逃跑的人。
不论男女老幼，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由于基地人员众多，开支庞大，而山上恶劣的环境又使他们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尽管他们将生活的需要减到最低，仍然时常因短缺经费而苦恼。当初从各地上山的队员，大部份已竭尽所能地捐出自己的财物；队上的干部，也不时被派遣到山下，向同志及群众募款。陈桑说，他们的上级---中国华东局---只有精神支援，在经济上，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物质生活的匮乏，使队上不论男女老幼，都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队上的粮食十分缺乏，依照规定，每位成年人每们月只能分配到十八公斤的食米、二两的食油。佐饭的菜馐多半以酱瓜、萝卜干、小鱼干以及自己种植的青菜居多，几乎从来没有大鱼大肉上桌。
甚至，为了让队员适应艰苦的生活状况，并预防将来万一被官兵围困山区时，交通可能被封锁的恶劣处境，每位成年的队员，都必须接受经常性的“饥饿训练”。他们只携带少量的米或干粮，依照所分配的任务，进入没有人烟的深山，直到任务完成了才能返回基地。如果队员们不培养自己忍受饥饿的耐力，或是无法应变丛林峻岭内的种种突发状况，就会被自然淘汰。
宗教式的热情加强他们的信心
事实上，交通不便，也是基地粮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当初他们选择鹿窟作为基地，主要是看上深山的隐密形势，这一点却同时造成补给的困难。食米除了小部份可以自已生产，大部份都必须向山下搜购。为了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必须轮派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买米，并分装成小包运输上山。以今天鹿窟仍然不很方便的交通，我们很能够体会，当年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在运输补给方面，究竟有多么不容易。
除了饥饿劳动，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也是他们日常主要的生活之一。作为他们思想理论基础的书刊杂志，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资本论”、“辩证唯物论”刘少奇的“论修养”“展望”“观察”。多数队员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有许多甚至不识字，只能透过口述的方式来教育他们。他们最常用的是“比较”，以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生活多么坏，将来解放之后，实施共产制度又会怎么好。这种近乎宗教式的热情，确实加强了某些人的信心。
军事训练的目的，在于配合将来内应
解放台湾的需要。训练项目包括学习搏斗射击以及制造土制炸弹和地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不高，军中对枪械弹药的管理也很松懈，盗卖的情形很普遍，只是价格并不便宜，最贵的三八式步枪，一枝要三千元左右（约现在币值二十万）。
武器多半经过拆卸后，再由妇女伪装偷偷携带上山，连陈桑的母亲，都担任过这种运输武器的工作。军备最多的时候，累积到手枪三、四十枝，步枪七、八十枝，武士刀和镰刀，则是家家必备的防身武器。
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等待他们的未来
然而，由于弹药昂贵而且缺乏，他们不得不格外珍惜，以致于从来没有真枪实弹地训练过，顶多只能模拟而已。这一点，后来证明了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制造炸弹的火药来源，倒是此较容易，因为队员中有些原本就是矿工，鹿窟附近也有些小型的矿坑，而当年国民党对矿坑用的火药、雷管，根本还没有任何管制。
就这样，在饥饿、劳动和训练中，鹿窟等待著他们梦想中以及意料之外的未来。
一九五0年一月二十九日，蔡孝干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号被国民党情治人员逮捕。蔡孝干的被捕，使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台共组织，在后来的几年中陆陆续续被破获，因为，他不仅获得自新，更在调查局担任要职，专门负责追查台共组织并审问被捕的重要台共干部。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左右，侦破一连串的台共案件，大部份直接或间接与蔡孝干有关。
这些年来，调查局仍然借重著蔡孝干的经验：出卖过许多同志的他，似乎也离不开情治单位的保护。据说，他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病逝，一直活到八十二岁。
陈桑认为，蔡孝干被捕，当年并没有影响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运作。但是，对于后来谁递补蔡某的位置，担任他们的上级指导员，他显然已经记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