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早在1927年，他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正式进入决策中心。后来又兼任过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对他这个侍二处主任，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都不敢怠慢，常常对人宣扬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侍秘二是最有效的。”这位掌管国民党财政大权的“财神爷”，见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后，还要看看下面的一串字，只要见到陈布雷的“侍秘二”，就立刻付钱，不敢稍有得罪。
还有一个侍三处，主任是陈果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管着国民党的党权，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领。陈果夫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他还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读者看到这里就不难明白，侍从室三个处的主任既然都是这样显赫的大人物，还有谁能够凌驾于他们之上当侍从室总的头领呢？
还有,三人之间还可以互相制约，亦便于蒋介石的驾驭。看来蒋介石是深谙用人之“术”的。
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机构相当庞大。它模仿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结构形式，设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还有内政、外交等十几个部及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劳工委员会等若干委员会。查一下它的编制表就会发现，侍从室只不过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办事机构。它起的作用也无非是蒋介石个人办公室的作用，如此而已。
但是，蒋介石“玩”政治的手腕与一般人不同，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此人“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他是一个嗜权如命的人，大小权力都要一把抓。他又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一个喜欢独断专行的人。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蒋介石这种搞政治的作风，他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很需要在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控制人事，为他收集国内外的各种情报，还要为他提供万无一失的安全警卫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侍从室这个本来意义上的一般单位，就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可以说，侍从室是那个时期畸形的中国政治的“衍生物”。
有人打比方说，侍从室有点像清朝的“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皇帝为了对西北用兵，成立了“军机房”，为他办理和参赞军机。雍正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这个机构是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和各地负责官员发布命令的。蒋介石侍从室和军机房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侍从室每天将各院、部、委、局(如军统局、中统局)呈送蒋“皇上”的报告、文件等等，提出拟办意见，直接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批阅后，由侍从室再将这些报告、文件转至各承办单位。报告、文件，侍从室呈送还是压下不呈送，先呈送还是后呈送，呈送时的拟办意见是什么，这些别以为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它所起的作用可大得很，甚至会决定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进退荣辱、生死存亡。
统局长戴笠是蒋介石最宠信的大红人之一。蒋的许多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交戴笠承办的。但就是这个戴笠，对侍从室里的职位也是垂涎三尺，削尖脑袋想往侍从室里钻，力图从中捞个组长副组长当当。因为戴笠知道侍从室对军统局和他本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39年初，蒋介石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搞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亦即情报组。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后，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职位拿到手。为此他到处托人情，找关系，还找到蒋的“国舅”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拉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拉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谁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协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