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二十六国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庄严保证：使用本国的全部军事、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经中、美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区域)正式成立，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协调有关事宜，蒋介石于2月4日上午乘飞机赴印度访问。此事行前极端秘密。是啊，要是让敌人侦知此事，把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予以击落，岂不坏了大事!但是，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却事先就知道此事，情报组长唐纵还专门拟了一个《敌人今后动向与我国应有之对策》的建议书，供蒋介石此行作参考。在呈蒋前陈布雷先看了这份建议书，认为其“议论判断皆极警策”。蒋阅后也颇为赞许。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
侍从室又是蒋介石的“联络站”，为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反共军事行动当参谋、下指示，起联络作用。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线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如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队是很少打头阵的。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蒋却部署了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如对陕甘宁边区，就由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包围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告说已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定于7月28日进攻陕甘宁边区，并详报了作战部署。
侍从室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将电报呈送蒋介石。蒋当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密，毋得声张。”侍从室又以最快速度将此“圣旨”通知胡宗南，发挥了上下联络的作用。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画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经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谁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关慑于民意，准备将林世良判处死刑。
但林世良可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个有很硬背景和后台的特殊人物。他的后台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及孔夫人宋霭龄。这位孔夫人是当时“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大姐，嗜财如命，搜刮钱财不择手段。而做走私生意在当时是捞钱的一条捷径，孔夫人和她的大公子孔令侃岂肯放过。林世良原先当过孔祥熙家的管家，后来又替孔祥熙家族做走私生意，西药、五金、卡车、建材，以至鸦片、吗啡等毒品都拼命走私，毫无顾忌。他成了孔家敛财的一个得力帮手，是具体操办者之一。更重要的是，法办了林世良，今后还有谁替孔、宋卖命？再说，万一林世良在临死前将走私内幕和盘托出，孔、宋岂不要大丢面子。权衡再三，孔、宋二人决定“运动”法院从轻判处林世良无期徒刑。只要留住了一条性命，过几年不就出来了吗？
法院当然不敢得罪孔“国舅”和宋“皇姐”。按照孔、宋的要求，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待蒋介石“核准”后即行办理。
侍从室里的“智囊”们看到案件报告后，进行了议论。孔“国舅”和宋“皇姐”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下决心宁肯开罪“国舅”和“皇姐”，也不愿动摇自己统治的根基，于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
林世良案件又一次证明，侍从室的权力确实大得惊人。不要说区区法院，即使贵为皇亲国戚，也不得不向它低头俯首，甘拜下风。
侍从室不仅干预司法，甚至连“邮检”这样的事也要过问。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蒋介石是18日秘密离开重庆赴开罗的。对蒋忠心耿耿的陈布雷为了蒋的安全，特地给邮政局下达了严格实行“邮检”的指示，要求对蒋的行踪不得有丝毫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