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队屯田、殖谷于边。为解决边防军粮食供给紧张问题，汉代开创了军队屯田。《史记·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自此以后，边防军屯正式成为一项制度，边郡设农都尉管理屯田，已如前所述。而且在特殊时期，亦多置屯田。如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部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
屯田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多少解决了部分军粮供给。但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巨额的军粮委输费用。西汉赵充国说：屯田“益积蓄，省大费”；东汉曹凤亦云：“广设屯田……殖谷实边，有省委输之役”；顺帝时由于在北地、上郡等地屯田，因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正因为如此，汉代屯田自武帝元狩四年开始后，基本没有停止过，成为汉王朝解决军粮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二，入粟拜爵，贮备边粮。汉代贮备边粮亦采取了入粟拜爵和入粟射官等形式。如文帝时，“匈奴数侵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乃“令民入粟边，六百石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干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武帝时，由于师旅数起，“粮食不足……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入粟拜爵，入谷射官，在一定时期，减缓了戍卒粮食供应紧张的难题。
第三，盐铁官营，以税助赋。汉代盐铁官营的直接契机是边防供给不足。《盐铁论·本议》云：“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先帝哀边人之久患……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专卖给汉王朝带来了巨额收入。《史记·平准书》载：“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桑弘羊称此举为“安边足用之本”。
第四，假王侯租，减百官俸。当国家财政紧缺时，为筹措边费，假王侯租赋，减省官俸的情况也为常有。其中尤以东汉时期为最。例如：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诏贷王侯国租一岁”；汉安二年，“贷王侯国租一岁”；桓帝延熹年间，“减公卿以下奉，贷王侯半租”，或“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由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后汉书·冯绲传》说：“币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俸禄，假王侯租赋。”
不仅如此，有时还向百姓借贷。如顺帝永和六年，“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又永初四年，因“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县官不足，辄贷于民”。
总之，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主要来源于田租和赋敛的征课。但在供给紧张时，也采取过其他一些措施，以补军资之不足。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由于疆域广阔，边防战线拉长，边防军也随之增加。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为20万一30万左右。而在秦皇、汉武、王莽时期，由于“外事四夷”，边防兵力极盛，大约保持在50万一80万之间。
边防军增加，其养兵费用也相应增加。由于西、北边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之不便，供养边防军的任务显得极为繁重。在一般情况下，士卒的粮食消耗800万石左右，约占全国田租的14.5%；费用支出近23亿钱，约占全国赋敛收入的34.7%。它构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支出。而在边防军事形势紧张时，国家财政往往不胜供给，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性措施。秦汉时期，国家财政困难大都是由于边防养兵费用支出超度所引起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汉时期之所以宁愿背负这么沉重的包袱，去供养庞大的边防军，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和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强大而巩固的边防，是秦汉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盖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然而，要保证强大边防武装力量，巨额的养兵开支就必不可少。这就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被统治阶级转移到广大编户身上。恩格斯指出：当“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秦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