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二
我跟着三浦坐火车去了石狩湾的小樽港。面对浩瀚的大海和海中的巨轮，三浦大声说：“来日本你不是专门打工的，你应该多了解日本社会、多了解日本人。只要能保证饿不死，你就应该去大学读书！我印象中的中国军人是非常坚强的。”他摘下帽子，向一只出港的大轮船使劲地挥动，船上两名海员也向他挥手。
三浦老头儿等那艘大轮船驶远以后，对我说：“你回到祖国后，再有机会来日本，也许我就不在了。人啊，就像汪洋里的一条船，说消失就消失了。”
我们在海边那金色阳光下的港口小路上慢慢地踱步。我们在博物馆边的小饭店里吃面条，或者边走边吃面包牛奶一类的简单食物。三浦对我说：“我们下级军人的生活，永远是这么简单，而政治家、军火资本家、军事冒险家、政府里的官僚们永远是花天酒地、金钱美女。他们发一个号令，多少辽阔的土地就成了浓烟火海，多少军人平民就死于枪林弹雨。但是，我们有头脑，我们在思考。我们普通人的思考，已经可以左右政治家了。现在的日本不像军国主义者当政的年代了。今天的日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今天某一个日本人再想挥动战争的旗帜，让战火在亚洲土地上重新燃起，这已经是不大可能了。”
我和三浦聊我所见过的几个老日本兵，他们其中有的人对过去的事根本不去思考。我与他们每日寒暄，每日聊天，不能不谓之“亲密”，但每次与之谈及战争，他们就茫然。我对三浦说：“这样不动脑筋的人，如果日本再一次成了军人执政的国家，让他再次为国家的利益去前线，他还是会去的。”我还和三浦老头儿谈及富士山下的小林勇先生和他的影集。三浦老头儿说他也有影集，几十年来还做日记、笔记。我急忙说：“你拿来给我看看呀。”
三浦影集没什么意思，全是当年日本海军的合影。但三浦的日记、笔记很有价值。
面对三浦先生许多日记、笔记，我从心里感叹日本人爱学习，爱思考、爱记录的习惯。三浦先生的日记、笔记共13本。其中两本是日本侵华战争时的记录，11本是日本投降后他在国内逐年记下的。
三浦告诉我：从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70年间，日本之所以在中国土地上屡屡取胜，为所欲为，主要靠的是情报，靠的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领域的透彻了解。细看这位侵华老兵的13本日记，使我又一次认清了这一点。1989年5月，我曾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自费留学生的苦恼》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常常慨叹：敦煌研究在日本，景德镇陶瓷研究在日本，中医中药研究在日本，对中国经济了如指掌的研究也在日本……究竟是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多？”
数年之后的今天，当我在日本国土上与原侵华日本海军少尉三浦促膝长谈之后才惊讶地发现，其实何止敦煌、景德镇、中医中药是如此，甲午海战之前的北洋水师研究，日本侵华时对于中国战场上各种抵抗力量的研究，也在日本。
三浦说：情报在战争领域、经济领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可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中国在已往的历史中，由于不重视情报，所以往往处在被动的位置上。三浦推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中国人仍然不会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情报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很奇怪的例子：非洲为什么科技人才稀少？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非洲人很容易从树上得到果物，生存容易。他们跳起来就能摘到一个果子，所以弹跳能力无与伦比。中国也一样，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中国人可以十年八年地搞文化大革命，也能存活下去。我们日本人全国搞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不成，那就生存不下去了。
三浦老头儿说，据日本情报部门调查，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偿援助，平均到每个阿尔巴尼亚人头上，可达5000元人民币之多。中国对越南也是如此。中国前后给了越南数百亿美元的各种援助，仅各种枪支、火炮、车辆的数量大约等于越南人口的总数，几乎能铺满越南整个国土。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只能说明中国的地大物博和潜在的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