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对我说，日本各大报纸自中日建交以来几乎天天报道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消息。那时中国人都穿蓝衣服，农民不许养鸡养羊，城市人买一斤肉还要肉票。那时我就感到中国不但必须买我们的汽车，而且在我们日本人面前总会有自卑感。
三浦说：60年代初，中日经济还不相上下，后来中国发生了文化革命--群众斗国家主席、工人不生产、学生打老师、把文物都毁掉、让科学家去放牛。我们日本人看到这些情报一方面感到很刺激、很同情，一方面得知，这样中国出口原材料会更便宜。中国人现在还不认真总结那个年代的经验教训，这很有意思。我们日本人充满兴趣地、很高兴地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一切。
六
看三浦的日记，我感到很惊讶。比如1942年的日记中，他对中国的人口，政府军队的编制、装备、素质，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阎锡山军队、桂系军队的特点，宋哲元的河北军队与万福麟系东北军在战斗力方面的比较以及抗日态度，满州国军的可信赖程度，中国高炮部队的防空能力，政府军战车数量，海军、空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八路军作战部队的数量和活动区域，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获取中国情报，已成为当时日本军人的生活习惯。
我给三浦介绍一本名为《七七京华津浦轶闻》的书，作者是曾在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科员的韩立才先生。
韩先生在他的见闻录中写道：
1937年9月14日，我到河北泊镇家哲元总部报到。从这时起至1938年4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止，我一直在总部里工作。
在泊镇，我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送到参谋处去的战利品有一个降落伞和一张地图。当时我正在参谋处帮忙，负责保管地图和抄写文件。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的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
这么精确的地图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实地测绘过，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呢？参谋处的同事们就这一张地图议论了很久。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这种深入异国调查研究、工作量这么大、组织得如此严密，实在令人惊异。另外，日本人测绘了这么精确的地图，中国的地方当局和保安机关竟一无所知，可见我们严防敌特的工作实在搞得太差了，又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
三浦老头儿看了中国政府军军官韩立才先生这篇文章的译文后直摇头，他对我说：这位韩先生对日军描绘中国地图精确的程度，表示惊异和困惑，因为他历史知识太差。早在1935年6月5日，我们日军制造了张北事件。关东军“旅行团”山本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中国29军132师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到师部军法处拘留。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抗议。同时，日方还调动军队到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中国国民政府屈服于我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举行谈判，并于27日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中有“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及军事设施的建立”等内容。这样，日本实际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这张地图，显然是在“秦土协定”之后明目张胆地测绘的。
听了三浦老头儿详细的介绍，我对这位原日本海军少尉历史知识的丰富，佩服得无以复加。远在百年前、50年前，日本人就如此重视情报；到了信息时代，他们更是无孔不入。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深思。
（文章摘自《我认识的鬼子兵》 作者：方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