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棉纺织工业始于１９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势力无暇东顾，国外进口的纺织品数量锐减，国内棉纱、棉布等纺织品走俏，市场价格的提升，促使许多商人、富贾纷纷投资高利润的棉纺织业。天津官办直隶模范纱厂１９１５年建成投产后，至１９２２年，天津已拥有华新、裕元、恒源等６大纺织公司，成为中国重要的纺织基地。
众多纺织品的包装标签形式或横或竖，大体以１６开为尺幅，后来的彩色印刷水准已令人耳目一新。重要的是，标签图画内容广泛以中华文化、历史故事、民族艺术为题材，洞开工商业文化之门，为商家、顾客所津津乐道。一纸布标最初本无特别的价值，然有爱不释手的百姓将它装入精致的红木镜框中，挂于厅堂，成为独特的艺术品。时至今日，笔者在收藏市场发现它时，玻璃后的“义鹿鸣群”（敦义机器染厂布标）依然平展如新。在天津，有正丰印染厂的“苏武牧羊”，恒源纺织公司的“八仙”，长兴成记的（周敦颐）“爱莲”，裕大纺织公司的“八马”。在上海，有永安纺织公司的“金城”，达丰染织厂的“一品图”（韩湘子），美丰染织厂的“岳母刺字”。在东北，有奉天纺纱厂的“双福（蝠）”。在山东，有泰记厂的“富贵花”，忠兴堂的“双童鹿”等，不胜枚举。
从民国建立到上世纪３０年代，中华大地反帝爱国民主运动潮起迭涌，从１９１５年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到“九·一八”事变，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国货成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者发自心底的呼声。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其包装商标率先垂范，图案设计坚持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在包装标帖上又纷纷标明“推行国货”、“爱国布”、“爱用国货，勿忘国国耻”等广告文字口号。有的甚至在大大的布标上绘国人肖像，注册“中国人牌”。
入乡随俗乃国人风习，但初入中华的异邦洋商却置若罔闻。洋布虽精心设计包装、大肆广告，但“洋相”或盛气凌人之势总让人厌恶，销售受阻。也许正是从这不大不小的教训中才使洋商真正领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洋商开始解读国人的欣赏习惯，对包装美术的认同形式与内容进行调整，甚至重金聘请中国画家重新设计。
雅谷共赏的纺织品包装标签，其文化亲和力与认同感在营销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它依托着“衣食住行”中的首要地位，风行大江南北，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