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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一些资料

王朝军事·作者佚名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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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夏阳,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司马迁出生地韩城位置“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前135~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迁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后世史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公元前90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6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夏阳,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司马迁出生地韩城位置“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司马迁(前135~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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