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病卧在床的孙中山，仍然指定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人，充任国民会议计划的宣传者。但是，在此以后不久，段祺瑞就宣布了由北京政府邀请的军事领袖、政治家和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善后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段祺瑞这份名单，包括了孙中山和六七十位国民党的知名人物，但也包括了像陈炯明、叶举、洪兆麟、林虎和邓本殷等人。这些人都是孙中山在广东军事方面的对手，参加会议最多的，仍然是军人和政客。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希望，已愈加渺茫。 孙中山到达天津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各国外交使团向新就任的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提出，如果北京临时政府承认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现存条约的合法性，各国将对新的临时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段祺瑞同意了这个交换的条件，当这个消息被公布的时候，孙中山情绪异常激动，这无疑更加重了他日益严重的病情。据有关文献记载，孙中山在听到段祺瑞与各国外交使团做这个交易的时候，气得是“暴跳如雷”，他并“声色俱厉”的痛斥，但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重病人，这样只有更加重他的病情。在天津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很好，当时在天津为他看病的，是一位叫施密特的德国大夫，此外还有一位日本大夫。但孙中山的病愈来愈重，因此决定把他转到北京来。
北京是孙中山此行的目的地，他来了，但他却是以一个病人的身份来的。在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此时孙中山做了两个决定:第一，请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为他治病；第二，治疗的费用完全自理，不花政府一分钱。协和医院的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很快来到北京饭店，与从天津过来的德国大夫施密特会同诊治，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肝病。
到1月5号，又请了美国大夫施美路德士、德国医生克礼、狄博尔，再加上协和医院自己的医生，还有俄国医生一共7个人会诊，克礼为主任。开始想要施行手术，但孙中山不同意，他只允许克礼以内科的方法治疗。他这样做一可能是考虑政治的局势还需要他做努力，二可能觉得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医生们也认为病虽严重，但不是绝症，只要安心静养，避免操劳，康复是有希望的。因此也表示尊重他的意见。1月5日开始，为孙中山进行注射治疗。在起初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孙中山的病情似乎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月左右，至1月中旬，又突起风云。在孙中山的病情转为危急之前，他仍然尝试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
1月17日，孙中山口授了一个致段祺瑞的复电。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想对善后会议做一点修正。但他的这个希望也落空了，段祺瑞拒绝了他的要求。这大概是孙中山在政治上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失败了。但是这个时候显示了一种迹象，即从孙中山北上以来，他的声望不断的上升。尤其从他进入北京开始，他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平、结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他要“挽救中国，”这是埋藏在中国人心中很强烈的呼声。 半个月过去了，孙中山的病情仍然未见好转。体温忽升忽降，脉搏也快慢失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