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孙中山的病情开始恶化。23日，德国克礼医生忽然观察到，孙中山的眼球内出现黄晕，这是肝脏疾病转危的先兆，必须马上施行手术。德国和美国的医生共同商定手术的方案，但却感到难以遽然施行，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是因孙中山有约在先，采取内科方法治疗，手术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第二是考虑到他身体承受的情况，孙中山自北上以来，一路操劳，患病后由于仍有政治活动，探访的人一直未断，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因此决定暂时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继续注射治疗。负责给孙中山注射治疗的，是协和医院的一位法国医生。孙中山此时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无法吃东西，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先生。
31年后的10月28日，这位名叫何芬的护士在《工人日报》上回忆:“每天清晨，我一跨进病房，中山先生就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早安！’傍晚，当我离开病房的时候，中山先生也要说声‘晚安！’每次量体温、试脉搏或是喂药以后，他都要说:‘谢谢你！’有一次，他烧得唇干舌焦，我用药棉蘸凉开水润他的嘴唇。这时，他虽然难受得两眼睁不开，也不能说话了，还合掌向我表示谢意。”孙中山病重以来，就一直有人劝他请中医来看病。
1月24日，有人推荐著名中医葛廉夫给孙中山治病。《孙中山全集》第11册，收录了孙中山与葛廉夫的谈话。孙中山问葛廉夫:“我的病还有救吗？” 葛廉夫回答:“要戒之在怒，不要过于劳累。”孙中山问:“如果这些我都做不到，该怎么办？”葛廉夫回答:“节之可也，再用药食，以为滋助。”孙中山说:“以君之高论，如饮上池，可能为我拟一中药方乎？”葛廉夫曰:“可，”随即拟出药方一付。葛开的药方有去姜、桂枝，改用安南(即越南)肉桂、麻仁、改用炒枣仁、加生龟板、生石决明、龙齿、犀角片、羚羊片、鲜知母、黄柏等等。孙中山问他:“你这个方子那么多药，哪种药为主啊？”葛答:“知柏枣仁是滋水养肝的，用肉桂是引火归元，犀角羚羊石斛，清肃心肺，熄灭你的内火，让精灵之气得应时令，占主导。服了这付药，你的烦恼心悸不眠等症状，都可以消除了。孙中山说:“我平生的习惯，是不吃中药的。可以把你的药方拿给西医，让他们学习你的方法，将你的药方改为西药吗？”葛廉夫回答:“我不知道西医西药是不是能代替中药？”说完即告辞而去。葛廉夫到底是什么人？他对孙中山病情的诊断，与西医有什么不同呢？
葛廉夫自己写过一篇《孙中山先生病状及治法记》的文章，《孙中山全集》记载孙与葛廉夫的谈话，主要依据这篇文章。葛廉夫也诊断孙中山得的是肝病，但从诊病的过程看，孙中山对他似乎并不信任。至于他后来是否继续给孙中山看病，缺乏更详细的材料。不过有更多的材料显示，胡适倒是推荐过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叫陆仲安的，为孙中山治过病，但那是在孙中山从协和医院搬出来以后的事了。从孙中山对待葛廉夫的态度看，他显然是不愿意看中医的。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西医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即后来的香港西医书院第一届成绩最好的学生。毕业以后，在澳门开诊所，悬壶济世。那时的澳门，与内地一样，仍是传统中医的天下。因此，孙中山就成了中国籍西医师，在澳门开业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