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胃病康复以后，有一段时间偶尔又吃肉、粥和牛奶等食物，病又复发。从那以后，孙中山一直坚持高野太吉的饮食疗法，保持身体的健康，直到这次因肝病卧床。据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自己回忆，从胃病治愈保持健康至今，已经有10年了。到底孙中山这次的肝病，是不是10年前肠胃的病变所引起的呢？孙中山的胃病按他的说法，应该是完全治好了。但他在《孙文学说》这部书里又谈到，近两年胃病又有发作的迹象，说明还是没有从根上彻底消除。至于他的胃病是否最终引发了肝部的病变，或是像有人推测的是一种寄生虫，就不好说了。不过孙中山因为高野的疗法，坚持戒除肉类、牛奶、鸡蛋、汤水、茶、酒以及辛辣的食品，坚持吃蔬菜，比较硬的饭，吃鱼、水果等。可以说，比较早的实践了健康食品的疗法。1925年2月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已超过10天。院方在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启用镭锭，进行放射治疗，以阻止癌细胞蔓延，这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所能采取的最后办法了。
当孙中山身患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开后，他的许多最亲密的同事前往北京陪伴。1月26日，当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只汪精卫一人。很快，国民党便将在广州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迁来北京，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7人委员会名单: 汪精卫、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邵元冲、陈友仁和李大钊。前面6个是国民党的元老，李大钊是共产党人。此时在孙中山身边又增加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前苏联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鲍罗庭。
鲍罗庭身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前苏联驻国民党代表的两重身份，孙中山又委任他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鲍罗庭此时也以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他是被容许随侍在孙中山病榻前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对于鲍罗庭最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的情况，以前基本没有提及。但从后来汪精卫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等文件，都提到有鲍罗庭在场。孙中山一个叫马湘的随身警卫，后来出了一本回忆录。他回忆在孙中山做手术的时候，只有4个人被允许接近孙中山。这4个人是鲍罗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由此可以看出前苏联在国民党中地位的重要和特殊。
2月17日，在连续使用镭锭放射治疗八九天后，孙中山的病情仍无好转。当天晚上11点，代理院长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院方，发出《致孔庸之先生转孙中山家族暨国民党员诸君的信》。信中说:“孙先生之生存已无希望，因为镭锭其用48小时为限，而先生今用已40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接到通知，随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孙中山说:“我正在接受西医的治疗，却偷偷的吃中药，这是不以诚实待人！”坚决主张出院以后，再服中药。2月18日，孙中山出院，迁入铁狮子胡同23号，原民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这时，孙中山身边的人都认为，医院虽然已经宣告绝望，但是仍应当采取一切方法，挽救先生的生命，于是有人推荐了中医陆仲安。陆仲安曾用黄芪治好过胡适的肾病，因而认为如果由胡适出面，孙中山可能不会过于严厉的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