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来伦敦之后天气情况最差的第一个周末。按照伦敦惯常的天气预报，天气应该是mixed sunshine and shower，阳光与小雨双双光临才比较正常，但是这两天阳光却显然不是很起劲，所以只有细雨来相伴了。于是网球没有办法打了，足球也踢不成了。
呆在房间里的时间过得也不慢。上午起床已经10点多，弄了点牛奶，煮个鸡蛋，再加点涂黄油的面包，早饭就吃好了。营养应该算不错了。然后就捉着自己在写字台前看书。虽然没看进去多少，好歹也算是学习了。下午与李向东打台球。晚上李向东做饭，我洗碗。然后大家在厨房瞎聊天。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功课，发现有一篇500字的essay需要在月底前交，赶紧在电脑前坐下，开始码字。到晚上12点半，搞完了。字数凑足，抄了三本书。好在今天隔壁的德国鬼子似乎不在，白天的时候在厨房听到他打移动电话给某人，可能是他的女朋友，要去她那里。最好了。因为我发现这小子非常可恶，即使不是周末，他女朋友不在这里，他也总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折腾，门开进开出，声音巨大，实在让我纳闷他在搞什么名堂。尤其是周四晚上，我的感觉最差，因为周五早上我9点有课。心想再观察一下，如果自己没法适应，就只好跟他交涉了。
在这里这段时间，经常会碰上些面貌看上去很象中国人的学生，结果当然里面有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跟我住同一个Flat的阿明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在他的香港朋友中有一个从小在比利时长大的女孩，在香港才呆过五年，在这里读本科。有一次我们四个(他们三个香港人)吃完饭后在一起聊天。这个小女孩对于中国大陆政府的印象特别差，说起江泽明的时候就骂他猪脑。就有关中国政府我着实跟她辩论了一番。比如西藏独立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的发展问题等。阿明跟我的意见比较一致，不管怎样，香港现在已经回归中国大陆，并且他的认识的基础是直接建立在香港的，应该说比较接近中国人自己的认识。而那个小女孩却完全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跟她说起南斯拉夫的事情和其他的国际事件时，她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年纪小是一个方面，但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西方跟中国有相当大的认识鸿沟。
昨天晚饭之后的聊天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和李向东邀请了阿明和玲(越南女孩)一起吃饭。后来Harry和Jenny也参加了聊天。谈的内容相当广泛。从课程，到开户的银行，到伦敦的街头市场，到Harry和Jenny的姓。我们说Harry和Jenny五百年前是一家，因为他们都姓包。Harry的姓是Boward, Jenny姓Ball。我们告诉他们包在中国非常有名，因为中国古代有个有名的法官就姓包。Harry是个德国人，在这里读博士。他有一张非常可爱的典型的卡通型的脸，做事很仔细。他吃饭很简单，数片面包，涂上黄油，奶酪，和其他我也不太清楚的酱，再加一个西红柿。吃得很干净。虽然我们觉得这样天天吃(当然他也会作一些较小的搭配和变动)怎么可能不厌烦，他却丝毫没有觉得不可接受的表情，一直都兴致很高。我们曾经邀请他一起吃东西，但他从来都很客气地谢绝了。感觉上亚洲人跟欧洲人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Jenny也不会吃我们的东西，但玲就会接受。不过Harry还是比较可爱，这些时间下来，逐渐熟悉，他也经常参与我们的交谈，说笑话，也愿意吃我的东西。昨天当我们谈到一部美国电影The Sleepless in Seattle的时候，Harry在我身后笑得前仰后合，我们都不清楚他为什么乱笑，于是我捉住他要他说。他说可以告诉我vis-á-vis, 原来我们把sleepless念成slipless，他说slip是短裤的意思，slipless就是没穿短裤的的意思。于是我也跟着大笑。我后来查了一下字典，发现slip没有短裤的意思，只有内衣的意思，也许是Harry记错了。跟Harry不同的是，Jenny来自英国。她是个很文静的女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觉得有些意外，因为我没想到英国居然也有这么文静的女孩。她吃饭很简单，烤个土豆，作个烤鱼，或者就只吃几张薄饼，再加用原橙汁兑的饮料，简简单单就算吃饭了。我和阿明有一次捉住她给我们做晚饭，她很不好意思的答应了。结果做了一锅我现在都已经说不上来是什么的菜，只记得里面有鸡肉，有色拉油，还有其他什么蔬菜，我和阿明都装作很满意地吃了，以后就再也不开要Jenny做饭这样的玩笑了。
199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