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回到BC。
醒来时天已大亮，外面还在下着雪，我很高兴不用去很远取冰了，先探出身子在帐篷边取些雪，烧水冲点果珍再说，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喝水。在烧第二锅时，陈骏池上到C1，说他和杨立群一早出发上山去拆C1.5，可能汤老师和杨立志、王昕昊晚一些带五个牧民上来拆C1，然后等他俩下来将所有物品装进驮袋由牧民背到ABC，那里另有八个人带着驴接应。并说中国队（我队）下山的队员都是歪歪邪邪的，让大本营的外国人看着很奇怪。周岚和胡杨已经离队分别返京和乌鲁木齐，陈君武手冻伤严重已先行去喀什治疗，姚伟伦犯了痔疮，王海角到大本营后还有些不太清醒，这五个上山拆营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派出的。还说到大本营昨天杀了一只羊，我创下离开大本营十三天的慕士塔格记录，赶紧下山就可以补一补。这样谈了半个多小时，杨立群才上来，从他的体力看也是迫不得已才上来的。
杨立群带着对讲机，赶紧向大本营汇报我的情况，我说一切正常，没什么不适的情况。张教授问C3的对讲机知不知道下落，说王磊不清楚。我听出张教授很着急，告诉他是王磊最后清理C3的帐篷，如果他不知道一定还在帐篷里面。这次登山工学院可以说没能完成计划，如果再丢一只对讲机那么张教授回去无法交代，总不能用他每月一千多一点的收入去买一只吧。我记得这只不能用的对讲机是放在帐篷的边袋里，象这种贵重的物品我们是不会扔掉的。陈骏池和杨立群喝了一点果珍就走了，走时让我最好等人上来拆完营一起走。我闲着没事，决定出去找一找我留在C1的东西，昨晚看到的碎石坡已被眼前的白雪覆盖，我用陈骏池的冰镐把我到过的两个帐篷边翻了个遍，翻出几根雪锥，没能找到我的冰镐，而我的一个锅被扔在方便面箱作的垃圾盒中，有大半锅象八宝粥的东西冻在里面，我帐篷内外找齐了除C3扔掉的大锅外的两套锅，又烧了两次水好不容易把各锅洗干净装入套袋。而我放在C2的小塑料袋和C1的安全带等小物品没有找到，其中安全带在C1.5时见张教授穿着，估计另放什么地方了。我此时没找到的物品少说也是两三千的价值，我们是业余登山者，如果登一次山就少一些装备，心里也必然着急。
等了许久，还是不见有人上来，心里想着山下大本营的羊肉，似乎闻到了清炖羊肉的香味。手表刚才还给了陈骏池，不知时间心里更急，决定不等拆营自己先下山。虽然今天会有牧民来帮忙驮运装备，想想有始有终还是自己把包背下去，原外挂的踏雪板和防潮垫留在C1我背上包就开始下，雪还下着，原有的路旗一面也见不到，想必是原来的雪化后路旗倒了或吹跑了，只好按大致的方向往下走。由于雪很薄，脚走在乱石路上竟有些不适应，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才到ABC，再往下基本没有积雪，我取出留在这里的皮鞋换下笨重的高山靴，换袜子时才发现脚有些肿痛，但尚未变色；这几天穿高山靴也习惯了，并没有感到过多的痛苦，而现在换上皮鞋，稍肿的双脚受到压迫，刚站起时竟象学步的小儿，感到走路都不会了，何况此时的路尽是碎石呢。
刚要出发，汤老师走到跟前，说早上听说我在C1一切正常后，队长就没有安排脚还未痊愈的杨立志上山，而王昕昊被落在后面远远的看不见。我又和他聊了一阵等王昕昊，很长时间仍不见人影，我们只好分头出发，我以当时的状态自然无法再上C1帮着拆帐篷，如果敲定我一定会留在C1等待的，而此时汤老师对此有些不满。
往下走了一段才见到王昕昊，他以极慢的速度艰难的走着。他说没想到现在上C1都这么艰苦，但还是坚持向上走去。我想在C3时王海角应该是与那拖下去的瑞士人一样是高山脑水肿，这一点是在王昕昊那天出现类似表现时想到的，也就是说王海角当时并不全是意志薄弱，而自己那天没有同张教授一起去送他下撤则是自己太自私。再往下是牧民和驴队上来了，他们走的很轻松，想必是晚出发很长时间。
我下山也是步履维艰，每一步都感到双脚受到来自四周的压力，象施与紧箍咒一样。想起第一次上C1，我下山几乎是跑着超过其它队员，第三个到达大本营，而现在三位年老的外国人竟轻松地超过了我，而且很快就把我落下很远。
眼见着下方我队的大本营，真想插上翅膀飞回去，但双脚的胀痛着实让我诅丧。环顾四周，原本不经意的小草都开着粉、白、紫的花儿，旱獭居然成群的在山坡上跳跃，也有一些远远地向我观望，许是认为我这闯入者占领了它们的领地。这些也使我的心情增添了许多生机，雪中度过的十三天已成过去，我又可以回到登山队这个临时的大家庭，回到离开已七十多天的北京的家。想到这些，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连日的疲劳感顿然消失，背在肩上越来越沉的大背包也轻松了许多。
我照例从大本营后山的碎石沟抄近路，走碎石区可以使脚后部着力，而常规的小路因为有下坡的角度更使脚指头疼痛难忍，刚才走过的那些路可以说是拖着脚走的，还尽量侧着脚使受力转移。这个碎石沟是山上化雪的水冲碛而成，此时还有化雪形成的小溪，我有些口渴，更是这再次见到的清亮的雪水带来无尽的亲切感使我忍不住扒在石头上喝上一口，即使不远就是我队的帐篷。
我站起来刚走了几步，就见杨立志走出炊事帐篷并发现了我，他大声喊着在广东队处聊天的王队长，说我回来了，一边向我这边走来。此时我的鼻子酸酸的，走了几步眼泪还是忍不住夺框而出，当我走到平地时，杨立志、王队长和王磊都迎了上来，我激动的和最先上来的杨立志拥抱在一起，虽然几天前彼此还在一起，但此时相逢仿佛有一种重回人间的感受。
王磊从我肩上接过包，杨立志扶着我走向炊事帐篷，刚从炊事帐篷里出来的吴新刚端着一碗热茶递给我，我接过来坐在帐篷边的大石头上，哽咽的感觉平息了一些，和他们聊着山上的情况，说自己的脚可能冻伤，王队长听了立刻蹲下解我的鞋带，吴新刚也蹲下脱我另一只鞋。脱下袜子发现两只发肿的脚前部在皮鞋里挤压的有些变形，犹其脚拇指指甲感觉已经与指头分离，压一压里边有水，听他们说杨立志下山后去塔什库尔干治冻伤，被医生用刀把脚指头割开放的水；我想明后天就要返回喀什，气温很快就会升高，如果割开后感染发炎会更麻烦，何况我的脚指头尚未变色，压一压还有麻的感觉，心想并无大碍，只是皮鞋一时是穿不上了，好在我有溯溪的凉鞋可以换上，冷一点总比痛苦难受强。
我正奇怪张教授怎么没有见到，就听得张教授说饭好了，原来他在听说我下来后就开始下面条，并特意做了一个羊肉片炒西葫芦。端给我的时候说先垫垫肚子，昨天杀了一只羊，特意为我留了两条羊腿。我很感动，张教授在队里年龄最大，可后勤的工作做的最多，而年龄小的象王海角却四处溜哒，从不主动分担一点内务。我吃的很慢，一边吃一边和队友们聊，才知道王队长在离C2营地不远的一处冰槽冻了一宿、王海角下撤时被斯洛文尼亚队员救回、大本营多次被山上化雪形成的山洪袭击而引得金指导带人来救援等等的故事，现在营地里都是老弱病残的队员，我才理解王队长为什么急着拆C2的原故，他要不拆可能也没有人能再上到C2，而且他是一个人拆掉C2，并把所有东西拖到C1.5，放下部分东西后仍把帐篷拖到了C1。我上C3为减轻负重留在C2的瑞士军刀、笔记本等小物品也都带到了C1。
新疆登协的金指导昨天去喀什接外国登山队，周岚要赶回乌鲁木齐上班，胡杨放弃登山说去环游新疆，也都跟着金指导去往喀什了。广东队是在邹兴路教练的带领下十五号到达大本营，在大本营的炊事铁皮房后搭了两顶硕大的帐篷，并支起了一根十米左右的天线，原来邹教练还是新疆无线电队的教练，通过这个电台可以方便的与喀什和乌鲁木齐的电台联系，他已经向乌鲁木齐张玉芳大姐报了信，说我队已有五人成功登顶，在他过来向王队长报告接通的消息时，我跟他聊了起来，原来他就是六一年去过友谊峰的三个登山队员之一，当时在攀登到距友谊峰峰顶仅五十米左右时遇到一条无法逾越的大裂谷，只得放弃登顶撤了下来。
我们聊起我不到一个月前的友谊峰之行和王振华、刘大义等老教练，他都很熟，这样关系似乎近了许多，他又给我讲了几个六十年代中国登山队登珠峰和希夏邦马的故事，也感受到了当年登山环境的残酷和装备的落后。
时间过得真快，拆营的陈骏池第一个回到大本营，驴队还在后面，汤老师负责押队。陈骏池说他和杨立群上到C1.5时广东队三名队员除肖MIN另搭一帐篷外，刘海波和欧阳卉还在我队帐篷里，他俩告诉他们我们要拆营和我队有羊肉吃，海波和欧阳也就跟着下了山；在他俩拆完营下到C1时，正好汤老师刚到，于是一同拆掉C1的三个帐篷，由跟上来的当地驮工背到ABC，再装上驴驮下山，在他们拆完C1时王昕昊终于极艰难地爬了上来，看来他已经累到了极限。
驴队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下来了，我们都很关心自己的物品是否丢失，很快就把所有的包打开，各自取走自己的东西，我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支心爱的长冰镐，看来山上并不象想象中那么安全，但其它人在C1并没有丢失东西。陈骏池的两根雪锥在C2丢了，我估计是英国队拿走的，他们丢了两根雪锥，在我和杨立群上C2那天遇到英国队，回答他们我们拾到一支，用在C1.5了，在C2时，他们留下几件物品在我们帐篷外托我们看管，一旁就有陈骏池那两支相同型号的雪锥。
天渐渐黑了下来，大家顾不上晾晒的睡袋、帐篷等物，都跑到炊事帐篷去聊天，我和张教授聊的兴起，竟不知天黑在帐外站的很晚，我对在C3没有陪张教授送王海角下山表示道歉，即使当时我还不认为他是高山反应的表现；我们海阔天空聊了很多，从目前中国登山现状到学校开展登山项目，还有通过网络了解登山资讯等等。当我们冻的也要躲进炊事帐篷时，发现两个晾着没收的睡袋已经被降霜结了一层冰壳。
今天我很兴奋，大家也一样，今天的拆营可以说是全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活动宣告结束，我队最终以五人成功登顶，这在民间登山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虽然北大、清华都有人登上去，但那是组织严密、训练集中的两支队伍，而我们是一群在二十几天前才集合起来的队伍，以前多不相识，在技术、装备和人员的基本素质均不了解的情况下，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在全队未出现重大伤亡的前提下，圆满地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的，这当然要感谢王队长、张教授、张大姐、周岚大夫等在前期所做的巨大努力，是他们为全队的成功铺设了道路。
小结：
这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民间登山活动并不普及，也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经费的短缺造成严重地通讯不畅，几乎导致重大事故。如C3两次出现五人只有一顶两人帐篷的情况，还有王队长遇险时如有对讲机，距离仅五十米的C2营地即可救他回营等等。在技术方面，除A、B两组第一次上到C1.5以外，其他时间均未结组，除C1有两根结组绳外，其它各营均无结组条件。在管理方面，攀登和拆营计划问题受临时组建的影响似乎可以理解，但人员的高山适应问题还是有待商榷；以及严重的本位主义导致王海角等出现险情。乌鲁木齐部分队员的安全意识也较为淡漠，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懂，也没有互相检查监督的机制，我看他们组队前的挑选主要看重的是体能方面，攀登如此高大山峰竟有人着单衣裤？我们庆幸这是在攀登难度较低的慕士塔格，如果相同的问题出现在高难度级山峰，可能组织方面会更完善些吧。食品方面，难以照顾全面，但出现连乌鲁木齐本地队员也不吃、最后送人的三百个馕，还有只动过一次的两箱大肉罐头等等也是对开支和人力的浪费。
踏雪板的购买是队长为全队取得最后成功做的最重要决断，除杨立志事先登顶外，王队长、陈骏池、姚伟伦三人从C1开始、我从C3开始使用踏雪板直到登顶成功，可以说踏雪板为我们的登顶省下了足够的精力和给与了足够的信心。适应方面也是如此，原计划A组近似阿尔卑斯方式的攀登在实际操作中未以实现，除杨立志外，姚伟伦、陈骏池到C2后下撤C1取踏雪板，我送杨立志从C3下到C2，都正好起到了适应高度的作用，而王队长在C2以前都是采用锯齿式攀登，适应的更好。所以除王队长在山顶出现类似杨立志的高山幻觉外，另三人在山顶均表现正常（陈的胃出血另有原因）。医疗方面有周岚临阵也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王队长在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调整后顽强拼搏取得成功，又在遭遇失足时，以他丰富的经验未造成伤情，为全队的安全成功划上了句号。
在登顶队员中，除杨立志比较年轻，是靠自己积蓄一年的拼劲近乎莽撞完成登顶外，其它五人年龄较大（包括到C3的张教授），也说明他们在心理上相对成熟，有较强的自制和处事能力。年轻队员也在锻炼中走向成熟，如王磊调整心境，主动承担了拆C3的任务，并在尝试独自冲顶途中遇天气变化果断下撤等等。
我自己在这次攀登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尤其在高山病方面，以前自己也上过六千米以上的高度，自以为没有高原反应，但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对他人的症状和解决方式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所必须积累的。在心理方面，我似乎异常平静，我想要说感悟到什么，应该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在那圣洁的环境中生活的十几天里，心更趋于空灵。现在心里最为惭愧的是当时没能送王海角下C3，当时的想法确实是此一去这次将再也没有机会登顶了，这种自私的登顶观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一进山对向金指导了解的慕士塔格登山情况没能仔细的分析，金指导所说的各营攀登时间是外国队的综合统计数字，他们都穿有滑雪板或踏雪板，而我们的装备相对落后，对实际攀登中时间拉的太长没有心理准备，导致我对第一次冲顶也失去了信心。
这次乌鲁木齐登协组织策划了这次登山活动，并在准备工作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试想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组织和方便的公共关系，我们外地队员不可能以如此低的费用攀登此山峰，在近几年也不会以较小的规模攀登此山峰。首先我就是在偶然的机会参与进来并取得成功。反之，以乌鲁木齐当地队员的装备和人员素质看，外地队员的加盟正好得到补偿，比如除大本营外山上四个营地只有C1有一顶王队长提供的帐篷，其它五顶都是外地队员所提供。外地队员在计划与实施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没有外地队员的共同努力乌鲁木齐队员登顶的希望几近渺茫。可以说这次登山活动在组织和交流合作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我想这也是未来民间登山运动在攀登高大山峰时一个可借鉴的方式。
两名香港队员是以广东队员身份参加的，主要担心进山许可和收费问题，所以在金指导来我队营地时都尽可能回避，否则姚伟伦如能直接与金指导交谈也许会有他的建设性意见。关于广东队和我队其它队员发生的事情，有些只是听说，不便在这里详细写出来，因为记实的东西要保持其真实性，否则就变成创作了。如有对文中设及人的不恭敬，请相信我并无恶意。
后记：
七月二十六日，全队休整一天，大家清理、晾晒自己的装备，我跑去和广东队的刘海波聊天，我们以前在网上见过，但没有接触，现在终于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他们的大本营是两个大帐篷互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套间，这么绝的主意当然是周兴路教练的经验，周教练的电台更棒，十多米的天线立在铁皮房的旁边，下面有一个手摇发电机，可以与喀什、乌鲁木齐甚至附近的中亚国家取得联系，只要你有类似的电台即可。当晚广州队的肖MIN和梁崴也撤回大本营，其中梁崴竟三天没有吃东西，他明天将随我队回喀什治疗。我队除为高山准备的食品外大本营的食品竟剩下了一多半，最后都送给了基地的炊事员或个别老乡。
七月二十七日，队伍撤离慕士塔格登山大本营，队员大多骑驴下山，我也不例外。广东队的欧阳卉和梁崴也一同前往喀什。在苏巴什等到下午五点，原定接我们的车还没有来，只好拦了两辆车分别拉人和行李，但走到卡拉库里湖时遇到了来接我们的车，短短的十公里路那两辆车要了回喀什的全价共八百元。晚上到喀什住交通宾馆，睡前又到上次去的夜市暴撮一顿。在宾馆洗澡时竟感觉胳膊腿细了好多，洗完澡后剪脚指甲，有两个指甲流出了很多积水，其它指甲当心天热发炎没敢再碰。
七月二十八日，队伍在喀什休整，队长告诉我交这次登山活动费2000元，是因为我和陈骏池是自己赶到苏巴什的。参加这样大型登山活动起始乌鲁木齐市算才收费2500元，这在任何国家都可以说是少见的，而交这点费用对乌鲁木齐队员来说却是几年积攒起来的。中午请多次帮助我们的喀什六运司领导吃饭。下午去测了一下体重，比进山以前降低了五公斤。部分队友去巴扎集市，我几年前专程去过更热闹的星期五的巴扎，便没有再去。在宾馆给北京的公司经理打了电话，他在知道是我后第一个感觉是我还活着，而后就是让我赶紧回去，离京达两个多月的我对回京后不抱什么好的希望，但公司将怎么处置我仍然令我心事重重。而后就是等着再去夜市。
七月二十九日，队伍离开喀什，乘的是六运司提供的一辆卧铺汽车，躺着非常舒服，但吃饭仍然被司机拉到了他熟悉的饭馆，这种地方一般对司机招待极好，而对乘客是刀摸的极快。
七月三十日，中午仍然吃的极差，大家和王队长商量下午到乌鲁木齐前好好吃一顿，于是在车路过新疆名吃大盘鸡发源地柴窝堡时停下，全队竟吃了七盘鸡，似乎队员们都露出了狼的本性。汽车在路过托克逊时车内温度超过了四十摄氏度，我是将棉被挂起当窗帘来躲过日晒和热辐射的。当晚到达乌鲁木齐，住红山宾馆。
七月三十一日，除了吃还是吃，下午乌鲁木齐登协在一自助餐厅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了各方面的贺词，还给我们所有队员颁发了登高证书；在电视台的采访中我表达了对乌鲁木齐登协的感激之情，认为他们组织这样的登山队之不易，但也指出了登山过程中通讯不畅等严重问题。
八月一日，友谊峰之行的部分队友去当时的队员马玉山的庄园宰羊、摘瓜，多数去者都喝醉了，此行将西北人的豪爽充分表现出来。
八月二日，原定今天的联航班机不售散客机票，我只得多出一千元乘坐新疆航空公司的航班，英刚知道我已拮据，为我出了近五百元。在机场为托运我的装备花去四百多，在到达北京时幸好妻子带我原越野车队的朋友来接，否则连打的回家的钱也不够了。
八月三日去单位报到，用一周的时间写检查，然后撤职调离原工作岗位，结果是不再有周末的休息日，工资降了近一千元。待遇是次要的，每周末开车到郊外放松、训练的时间失去了，有所得必有所失，我认为这两个多月的旅行还是值得的。几天后脚趾消肿，一个月后脚趾指甲开始脱落，又过了一个月脚趾指甲陆续脱光。（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