嗲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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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裳 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210000版次： 1页数： 344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05168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每看到这一场，我就有坐不住的感觉。有时竟想站起来大声叫喝：“苏三，有什么委曲，为什么不站起来直说！”
就因为这种性格，多年来，每遇看不顺眼的事，就想站出来说两句，当然，这往往是偶然的，间断的，而通常所持的仍是可耻的缄默态度。有一段日子，甚至边说话的资格都被取消了。即使如此，多年来大大小小也闯过了不少祸。……
本书是“花城谭丛”之一，它是一本关于学人、艺人的自选集。谈戏剧，谈史事，谈故人，或忆念，或论说，无不情动于中，而锋芒闪烁。通过本书，我们不仅可见一位老学者的学养和识见，也可从中领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学人、艺人的自选集，书中收录了作者多年来的60篇优秀散文，包括《掌上的烟云》《关于“翻译官”》《海滨消夏记》《访陈书舫》《手掌》《嗲》等。通过本书，我们不仅可见一位老学者的学养和识见，也可从中领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襟怀与风骨。
作者简介
黄裳（1919- ），原名容鼎昌，散文家、高级记者。在戏剧、新闻、出版领域均有建树。著有《黄裳文集》（六卷本）等。
目录
掌上的烟云
关于“翻译官”
陈圆圆
不是抬杠
海滨消夏记
读剧札记
饯梅兰芳
关于《饯梅兰芳》
一点闲文
关于“梅郎”
访陈书舫
故人书简（关于王昭君）
关于刘瑾
《盗御马》
《新安天会》
论蒋干
衙内
《战宛城》
《思春》
贾桂思想
继续走鲁迅的路
谈校对
闲言语
嗲
手掌
如梦记
雄谈
分寸
《围城》书话
《围城》书话续
药渣
第三条道路
答葛剑雄先生
《老人的胡闹》
关于傅斯年
访傅斯年
怀冯友兰先生
关于“挺经”
震俗
几乎无事的悲剧
关于方回
寒柳堂诗
答董桥
“山中一半雨”及其他
胡适的六言诗
答客问
《拾落红集》后记
忆施蛰存
序《醉眼优孟》
陈寅恪写杂文
解密种种
萧恩的教训
雨湖
腾笑集
城守筹略
三辅黄图
默庵遗稿
民抄董宦纪略
洛阳伽蓝记
劫馀古艳选并序
后记（一）
后记（二）（忆旧不难）
书摘插图
掌上的烟云
我是交通大学电机系出身的，虽然并未毕业，只拿到一张结业证书。记得吴晗在给《旧戏新谈》作序时就曾说过，“想象中此公应该是读书人家的子弟，在大学里读外语系，年纪二十多岁。”接下去又说，“同时又从报纸上作者另一篇文章，知道作者不但不是外语系出来的，甚至不是文学院，是学工程的。我最初自以为是的推测全错了。”这样的误会是难怪的，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后来的生活道路。
那是抗战起后第一届全国高考。因为父亲的主张，要我投考有名的交通大学，好完成他实业救国的宿愿，也就不顾自身的条件，勉强人场。记得国文试题是一节没头没脑的古文，要求考生加以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我算不得什么难事，顺利地完成了。数学题记得有五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证出了一条几何题，还不是正规的解法。心想大概没有希望了，不料后来却是取的。高中同班中比我学业好得多的绰号“大博士”、“小博士”却全都落了第。
后来知道这是交大主持人唐蔚芝老先生的主张。特别重视的是国文考分，数理方面却在其次。唐老先生已是高龄了，而且双目失明，却仍旧主讲了一门国学主课。看到每上课时由他的儿子搀扶上台，声如洪钟地讲授时，也真的产生了几分敬意。不过讲授的内容，不说现在，就是当时也没有听进几分。
就这样从上海到重庆，在九龙坡上的交大过了一年平静的日子。每天在烟雨迷离的长江边上，在有着美丽名字凤凰楼的茶馆里，读读书，写写信，心里充满了少年人的离愁别绪，家国之感。我写过一首旧诗，中间的两句是“为爱湖山成小别，岂堪风雨饯春迟”。抒发的就是这种没落的哀伤感情。
在学校的宿舍里同住的有几个湖南人，记得有一位是姓周的大学校长的儿子，还有一位是老学究似的人物，一天到晚捧着他自己的诗集在吟诵。这还不打紧，忍受不了的是他们整日打着乡谈的商谈阔论，这我听不懂，但从神色里看得出大半是针对我这个“下江人”的。不久，我从上海带来的毛毯和别的衣物，又逐渐莫名其妙地失了踪。这就使我感到了难忍的气闷，仿佛穿了一件脱不掉的湿布衫。总想能早些脱离这个狭的笼才好。这时征调的命令下来了。征调了去做什么呢？是和美国兵打交道。不管怎样这总比湖南同学要好一些。这就是离开学校时竞产生了不亦快哉之感的原因。
一年中间走遍了西南的几座名城，昆明、桂林、贵阳，最后到了印度。看熟了洋人的面孔，领略了中国军人的风貌，看惯了来自田间的中国小兵黄瘦面影，接触了大后方苦痛挣扎着的人民生活。这时才发现在课堂里是绝无可能得到这样丰富的知识的。过去自己身上幼稚的感伤情怀，经不起现实的激荡，已经不复存在。感情一下子变粗了。
在抗战胜利，“解甲归田”，又回到九龙坡上学校里索居的日子里，为了排遣寂寞，我开始记下了年来的所见、所闻和所惑。年青人自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被无情的现实撞，导七零八落之后，剩下来的是按捺不住的激楚情怀。这样我写下了一本小书，《关于美国兵》。这是一本轶出了正规散文轨道的书，也许可以称之为报告吧。出乎意料，竞得到不坏的反响。这就为我的生活道路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我曾说过，有点像水浒英雄上山前必须缴纳的“投名状”一样，它为我成为一名记者起了同样的作用。
做翻译官时曾几次路过昆明，遣散后还住过一些日子，就借住在联大老同学的宿舍里。无事时在街上闲走，常常走过联大后身的莲花池。这是一个大水池，十分荒秽了。莲花也不见，但在池边却有两三座石碑，一座刻着宫妆艳丽的美人，另一座则是一位枯瘦的老尼。读碑文，知道两者原来是同一个人，陈圆圆。圆圆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她被“冲冠一怒”的吴三桂掠去以后，随吴来到云南，最后跳进莲花池死去了。
在抗战后期流落在西南一隅的，总不免有时会想起三百年前的南明永历，那是被清军逼处南天一角的小朝廷，在覆亡之前留下过一些可悲可叹的故事的。怀古思今，总不免有些感慨。一时南明史成为热门话题，那原因就在此。在莲花池畔，我写过一首诗，“莲花池畔水青青，芳草依稀绿未醒。三百年前家国事，一齐都付与沧溟。”后来又在滇川道上开始写下一篇《昆明杂记》，是杂缀南明野史的读书笔记。后来到了贵阳，这是弘光小朝廷马士英和杨龙友的故乡，不能不想起孔尚任的《桃花扇》，乘兴又写了一篇《贵阳杂记》。这些都是“南明热”中涌现的小小涟漪。在我自己，则是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一条到眼下还继续走着的创作道路。
我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一个记者朋友，从报社领到的只是一匣印着我的名字和身份的名片。身上穿着的还是一套美军GL，想换装也没有余钱。想不到的是这套G.I.却给了我意外的方便。整军方案的签字仪式戒备森严，连中央社的记者都不许进场，我却凭了这身穿着通行无阻地走了进去，完成了，报道任务。政治协商会议就不行了，只参加了开幕式，第二天就被挡了驾，因为我没有记者证。国民党的衙门也不想去领教，对记者敞开着大门的是中共办事处，在这里参加过几次记者招待会，留下了几篇不短的报道，成为记者生涯的最初业绩。
以后到南京，依旧用特派员的名义采访报道了和谈的种种，走熟了的仍是梅园新村。又到蓝家庄访问过梁漱溟，到鸡鸣寺下访问过傅斯年，老虎桥边访问过周作人。我想在南京这地方发现、报道一些文化界的情形，以应报纸编者之需的，而所得仅此。倒是无意中找到了阮大铖故居的咏怀堂遗址，这就又和南明联系起来了。索性在像古董铺子似的南京城里城外走来走去，写下了一卷《金陵杂记》。不久回沪编报，开始是编文化教育版，依靠了吴晗和静远的帮助，使版面成为北平进步文化界的一个窗口。后来不慎开罪了一位文化界的名人，被解除了职务，去改编一个娱乐版的“浮世绘”。娱乐就娱乐吧，依旧改不了年青人好弄的脾性，总想花样翻新，除拉来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的连载外，自己也开始了一个“旧戏新谈”的小专栏，放手写起“剧评”来。这是我动手写杂文的开始，在传统的剧评家看来是不折不扣离经叛道的行径。可是在我自己，则是充分感受到任意驰骋，放言无忌的快乐的。我在“新谈”的后记里曾说“剑拔弩张，像煞有介事。‘忽发狂言惊四座’，这种快乐我是直至现在还可以记忆起来的”。当时（1947）京剧还是最受群众欢迎的剧种，不像今天这样的“不景气”，“新谈”自然也受到了普遍的关爱。反面的意见也不是没有，在谈《一捧雪》时对莫成说了几句不敬的话，随即引来了，卫道者的痛斥。《饯梅兰芳》一文在五十年后还被认定是对梅的恶意攻击。一篇小文在半个世纪后还会引发如此的余波，倒实在是出乎我“意表之外”的。
《旧戏新谈》不仅打开了杂文写作的道路，也使我萌发了对戏剧的兴趣。颇厚的一册《黄裳论剧杂文》收集的就是数年中论剧的文字。我曾经谈论过水浒戏，涉及了水浒英雄在上梁山前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这就惹恼了一位论客，斥责说是“唯成份论”。这使我发现谈戏也不太平，是荆棘丛生的。倒还是述而不作来得平稳，这时我参加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组织、编写、出版工作，和梅先生也稔熟起来了。他并未因我写过《饯梅兰芳》而介意，倒是使人感到如坐春风。谈起工作来他又是推心置腹的。此时距他1934年参观天津南开中学，一个中学生又是他的崇拜者的我请他签名，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待人接物、温然尔雅的姿态宛如旧时。觉得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实在是不可及的人物。这是我以一个外行踏入梨园行门限的开始。不久我又结识了盖叫天先生，为他编了舞台艺术的纪录片。这是位另一风格的表演艺术家，但同样是极易接近、很快就能摸到彼此的心的朋友。作为相识，我觉得他们更易于稔熟、亲密，用不到提心吊胆，比起文坛上实在要好得远。
1950年4月4日，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杂文复兴》，不料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风波。发表当天上午夏衍读了以后，立即打电话给唐搜，转告我此文不妥，应亟图补救。我马上又写了一篇，登在第二天的副刊上。但已来不及了。
我深深感谢夏衍的关照，更佩服他眼光之锐利，一下子就看出了文章的不合时宜。我自己是绝无此种水平的。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得到过教训的。就在这前后，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在沂南的农村里，遇见一位年青的妇女干部，她的丈夫随军南下，到了大城市，带信来说，已经另有了爱人，要求和她离婚。看到领着衣不蔽体的小女儿，痛苦地向我声诉的女干部，我激动起来了，打算写报导揭露此事。向团领导汇报时却受到了申斥，说这事是说不得的。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能理解此中的奥秘，不懂得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未能接受教训而写下的《杂文复兴》的主要意思也还是主张用杂文的武器揭露抨击时弊。我不相信鲁迅杂文已经过时，不想弃置这尖锐锋利武器不用。料不到一篇小杂文却引来了大量的驳斥，在文汇报和别几家报纸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不敬得很，这些文字我一篇也没有通读过。最后出马写了长篇总结性论文的是雪峰，还通过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我同样也不曾拜读。很难理解，鲁迅先生的追随者竟主张鲁迅杂文已经过时。80年代冒出来的“新基调杂文”论其实继承的正是此一论法。
幸而我惹下的这场祸端不久也就平息了，没有因此而吃更多的苦头。不久运动蜂起，批清宫外史，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的连续运动中，果真出现了数不清“批判性的杂文”。如果为“新基调”排一下发展史，其实早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懔于过去的教训，在这几次运动中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何况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还是我约稿，最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实在要算是我的运气，交了白卷未始不是好事，至少在编文集时免去了头痛的删削手脚。
在报社里呆得久了，不免有些气闷，想想到别的地方看看去也好。先是参加了总政文化部新成立的越剧团，这是第一个穿上军服的民间剧团，由徐玉兰和王文娟领衔。我的任务是编剧。预定的改编剧目是《白蛇传》。我搜罗了看山阁、方成培两种传奇，又从阿英、傅惜华那里借到几种旧钞的曲本、弹词，开始酝酿改编。剧团这时上演的是传统剧目《梁祝》和宋之的新编的《西厢记》。我们就带了这两台戏劳军，先后到过南京、松江、杭州、宁波、舟山。回到上海后又奉命转入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创作选题中依旧列入了《白蛇传》。打好了提纲，已经开手写作，这时一位所领导到我家里来了。这是难得的，闲谈几句后就委婉地告诉我，这个题材另有一位名人发生了兴趣，劝我放弃写作。没有法子，只有听命。准备好的素材、文稿一起“束之高阁”，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那位发生了兴趣的名人却始终不曾写下一个字。写电影剧本是一种艰难的行业，写出若干稿，经过数不清的讨论，十之八九还是落得个“枪毙”，是常见的事。我的《白蛇传》则是胎死腹中的，可以算做一个特例。
1956年秋，文汇报从北京搬回上海复刊，我随同许多老人一起归了队。红红火火地干了半年光景，无论版面、副刊，这个时期的报纸确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同时也露出了“资产阶级方向”。没有好久，一场疾风暴雨的批判斗争把报纸卷进了灭顶的旋涡。做为一个记者，理所当然地要为“错误”、“罪行”承担责任。我参加了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写了一篇报导，题为“解冻”，恰与爱伦堡的小说同名。小说其实是很久以后才读到的，为什么当时竞选中了这标题，就是个老大的把柄。报道中记下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发言，他们也确是说了一些某种限度的“真话”，合乎被引出洞放出了“蛇毒”的标准，至于是否眼镜王蛇的“毒液”，倒是着勿庸议的。后来从发还的文件中还意外发现了一本供批判用的我的“材料”，包括一段时期我已发表、未发表的文字。倒是编人文集的好材料，可惜后来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样被编成材料的记得还有报纸总编辑的徐铸成。
不久我就被安排到资料室、校对科，最后是下放劳动。从奉贤到宝山，都是沿海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海滨消夏记》，约略记下了这时的生活片段。这标题借鉴了高江村的书名，不同的是他记下的是法书名画，我写下的则是另外的东西。附庸风雅，寄沉痛于悠闲，这正是我的老毛病。划入右派之前，报社的领导人曾找我去谈话。他问我对自己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又问起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回答是“强颜欢笑”。他大怒了，发誓要给我最严厉的惩罚。“文化大革命”中在奉贤干校，要定我为“现反”的大会上，我跟随群众举手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面不改色。其实也是“强颜欢笑”的翻版。从1957年开始，我就发现这些都是演戏，应该随宜扮演被派定的角色，不必认真。这种“玩世”的处世存身方式是应该使自己惭愧的，但也是它使我一再摆脱了“灭亡”的噩运，不曾用自己的手割断自己的喉咙。
我有记日记的“坏习惯”，多年来不曾间断过。自然，在干校时是例外，几十本日记，在若干次抄家中已经被“保密检查”者统统抄去了。自然没有必要再提供新的“罪证”。事实上那时替代了日记的是写不完的思想汇报和交代。一天，我从大田里浇菜回来，挑着一对空粪桶，棉袄里是一身冰凉的臭汗，迎着刺骨的北风走过宿舍时，看见两个小头头正身披棉大衣坐在房前负暄。他们人手一册，面带微笑地读着什么有趣的读物，还用笔写下些什么。一看就知道，那正是我的日记。后来日记发还，我略略一翻，才发现日记里划满了红道道，还有大量的“批注”，指示着追查的线索和应予摘要的处所。和日记一起发还的又有一大包卡片，就是经过批注的日记的提要。这真使我吃了一惊，过去皇帝老倌有奴才为之编写“起居注”，这不就是我的“起居注”么？
批注的内容精彩纷呈。有一条“朱批”说“×××揭路工转述康老批判黄裳骗人”，就是后来大会上提出的康生说我“以伪乱真”的由头。批注是巨细靡遗的。记下了刘鸿生逝世消息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和朋友吃饭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一时也抄不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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