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比傻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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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冉云飞 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 190000版次： 1页数： 323印刷时间： 2008/02/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05173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他是一粒金刚钻，从川东酉阳的深山里蹦跳起来，又被过境的龙卷风旋转成一只陀螺。要钻透的不是瓷器，而是中国。转速高，指向稳。吱吱响，冒火花。我正好在现场，被他惊呆了，低声叫嘁：“快来看啊，金刚陀螺钻！”
——流沙河（作家、诗人）
恣意，却不谵妄，因了博雅的底子；
尖锐，甚而激烈，却有现实的靶子。
——阿来（作家）
冉云飞的故乡酉阳有二酉洞，据传曾藏有幸免于秦火的典籍。生在曾有史上最早民间图书馆的偏僻山乡，也许是得山水之助，冉云飞的气质是草莽气、游侠气和书卷气的混合。冉云飞这些年的激扬文字，亦是理性、激情和愤怒糅在一起，锋芒直指大大小小的焚书者。
——十年砍柴（网友）
这是本随笔集，共计48篇。全书共分四辑，包括：追捕生病的制度，不穿裤子的书生，可怜的中国教育和散布可能的风景。 作者冉云飞，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书十数部，本书是其另一部著作。
内容简介
冉云飞，生于重庆酉阳乡下的蛮子，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书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本书为其另一部著作，收录的是他的随笔48篇。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生于重庆酉阳乡下的蛮子，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等书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目录
自序：器官整治运动
第一辑 追捕生病的制度
沙俄时代书刊检查制度的告密
曼德尔施塔姆的“告密者们”
亲爱的告密
魏特夫的招数
两个民族都有病
饥饿的历史
历史的隐痛
经济学家的道德眼光
历史岂止供怀旧
《费正清评传》杂感
让思想冲破牢笼
无声的中国
作家的豢养及其解放
对六十年代的六个注释
比傻帝国与中国阴谋
非人的历史：血淋淋的动物世界
通往比傻帝国
中国的怪题
第二辑 不穿裤子的书生
地球是个坏蛋
科学的光芒与步伐
普及常识
纪念一种永久的理想
思想与良知的“考古”
百年风雨重追索
深邃迷人的个人意见
学会忏悔
异端开辟野道
大道如青天
读书小札三则
我们都是感伤的动物
书帐九篇
第三辑 可怜的中国教育
教育的光芒
质疑教育产业化
将“减负”进行到底
手写的女儿
教育思想家胡适
《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缘起
请看今日中国之名校
第四辑 散布可能的风景
对《热烈欢呼王小波去逝一周年》的修正
笑可笑，非常笑：流沙河片论
谢泳的研究
噫吁戏！李太白
《新文学散札》发微
庄子使我上瘾的几个理由：《庄子我说》自序
我所认识的余杰
五步追魂：我对余秋雨的批评
向王朔同志学习
唐诗江山里的五个提要
20世纪卓越的美国头脑：以《李普曼传》为中心
书摘插图
第一辑 追捕生病的制度
沙俄时代书刊检查制度中的告密
书刊检查与书刊之被禁毁，有着深切的关联，其有案可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中国来看，早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时就颁布过焚毁《诗》、《书》的简明法令，比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早了百多年；而西方禁书史的发轫，大抵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前481-约前411年）被逐出雅典，其书《论诸神》及《论真理》被当众销毁，可视作书报刊检查史的滥觞。翻检一些与书有关的词典，大多不载“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的条目，只是在《图书情报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里才有：“政府对书报内容实行审查的制度。凡对内容淫秽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不宜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检查人员有权禁止其生产发行、流通或销售。一般采取的措施有禁止入关与邮寄及诉诸法律等。”但是，由于人类自身认识事物的局限或者出于书刊审查者的短期和局部利益，多数时候，那些被禁毁的书刊作为葳蕤的文明之花之所以能够历经劫火而流传下来，除了证明禁毁者的短视与血腥外，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患蠢。
按上述“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容，历史上遭禁毁的部分书刊固然与淫秽以及与政治、宗教有关，但事实上，遭禁的多半与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有瓜葛。统治者一般并没有闲心雅量用法律来衡评该作品是否违法，只是书刊检查者自己的意志在起作用，尤其在专制社会就更是如此，毋庸置喙，哪有自由申论之余地，因而所谓的“诉诸法律”，只是书生们在专制社会里将一种依法而治的假相巧妙地装点进辞典里罢了。俄罗斯的书刊检查与禁毁自然也是不落人后的，至少从16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已着手对宗教方面的书刊进行例行的检查。1798年，诗人、剧作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普尼斯特创作了一部喜剧《毁谤》，后因一些大官僚在剧作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控告作者的告密信纷纷来到保罗一世的案头，保罗处事草率，当即下令停止演出，查封已经印好的剧本，并立即把作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索科尔斯基《书的故事》P159，书海出版社）而沙皇统治时代的残暴更是有目共睹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出版就要接受沙皇的亲自审查。当然，沙皇对于思想的钳制，不能像审读普希金的作品一样事必躬亲，而且像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大的剧变都没能防患于未然，因而沙皇尼古拉一世鉴于谍报组织的预侦无力，所以便采取了侍从官亚本肯多夫关于《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于是一个很能捕获猎物的鹰犬机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简称第三局），就在十二月党人的无尽流放与鲜血白骨之上诞生了。第三局虽然人不多却势很众，在沙俄时代的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屡掀大浪，陷入于死地。诚如赫尔岑所说，它“置身于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这样的机构一设置，文化悲苦的厄运就已然可知。他们通过宪兵团来实现其监视、刺探、侦察、搜查、拘捕、审讯、押解、流放等任务，因为第三局的局长历来兼任宪兵团的团统。比如他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采取了盯梢监视、收买女仆以告密、抄家拘捕、流放等方式，直至其死去。第三局在收买告密人以钳制思想、欺压百姓的过程中，当然远不止收买思想家的女仆，如《北方蜜蜂》的发行人法．布尔加林就曾遵照本肯多夫的示意，以密信向第三局告发彼时的先进作家。告密组织所延揽的人才，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靡不网罗，因而街谈巷议、民间隐私成了他们栽诬缉捕、深文周纳、陷人于不利的根据，在他们看来，捕风捉影正逢其时。
与文化沾点边而与第三局合作甚洽的远不止法．布尔加林，诗人杰尔维格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个平庸的诗人、剧作家、儿童文学家、报刊工作者博里斯费多罗夫：“博里斯.费多罗夫呀——／他的情诗太辛辣，／他的讽刺如蜜甜，／他的告密太肮脏……”费多罗夫写了一首名为《公猫的寓言》的诗，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正如苏联藏书家尼古拉.斯米尔诺夫一索科尔斯基所说：“在第三厅（亦指第三局——引者），博里斯’费多罗夫被看作是自己人。”（《书的故事》P349）第三局在书刊检查制度里既可以直接利用作家中的一些败类，对另外一些具有良知的作家进行大量的诽谤和告密，而且还采取派人打人这些作家所参加的组织内部——如以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布塔舍维奇一彼特拉舍夫斯基为首的，包括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在内的“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小组”——的办法来达到逮捕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目的，其起因是因为《俄语外来语袖珍词典》里对“反语”一条的解释激怒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密探局派奸细安托内利打入小组，由于他的告密，使当局能够在1849年4月对小组施以毁灭性的打击。尼古拉一世用拳头敲着桌子说：‘我要让他们尝尝反语的滋味！”（《书的故事》P328）自然，彼特拉舍夫斯基和其他人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17个年头，最终惨死在那里。
一般读者或许会疑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书刊检查里会频繁发生告密事件？对此其实不难回答。因为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在颁布俄国第一份审查条例时就明确规定，凡是“反对正教和专制政体”的作品一律查禁。既是“专制政体”，那么必然与人类的进步愿望水火不容，因而凡是进步作品里都暗藏着对它的批判就是势所必然。专制社会既无言论亦无出版之自由，而它又不是法治社会，要剪除所谓的异己和违碍之言，一方面建立庞大的特务网络，到处捕风捉影，栽诬缉拿；另一方面，还必须采取广泛号召人人告密的“群众路线”，发人隐私，互相攻讦，才可能尽快地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即便偶有像亚尼基坚科（俄国文学教授、科学院院士）这样稍微在法规容许范围里照顾作家利益的人，也会遭到《北方蜜蜂》发行人布尔加林的告发：“尼基坚科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成了布尔加林告密的对象，有一次布尔加林竟指控他是‘危及国家秩序的一枚地雷’。”（蒋路《俄国文史漫笔》P210—211，东方出版社）如果有人称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是文化的敌人，恐怕也绝不是过激之辞。
自然，像布尔加林这样的文化人不仅以告发文化人为能事，而且绝不是绝无仅有，因为“当审查官是投身仕途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中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俄国文史漫笔》P212）因此像冈察洛夫、彼-维亚泽母斯基等人都或长或短地当过彼时的书刊新闻检查官。前者一向检查苛酷，比如1865年，他曾向内务部出版事业管理总局举报《俄国言论》第11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皮萨列夫的《奥古斯特孔德的历史观》，并要求对其进行起诉，遭到尼基坚科的反对，出版总局亦未采纳其意见，可见同类相斗的惨烈残酷，以至于主子都不能接受；而后者由于审查手段之恶劣以及对进步文学的压制，被别林斯基蔑称为“贵族社会的公爵和文坛上的奴才”。的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方面那些好发人隐私者，从中得到实惠，因而群起效尤，队伍庞大；另一方面，确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或者干脆是领导带头告密，以便给属下做示范，正如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蒋路先生所说：“1865年的书刊审查制改革，是60年代诸多新政中最浮皮潦草的一项。内务大臣彼瓦卢耶夫仍然用一个警官的眼光看待思想和出版问题，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实权人物维富克斯则以进谗告密为能事，寥寥可数的改革成果不久便逐渐化为乌有。”（《俄国文史漫笔》P214）
面对书刊检查苛酷以及各色人等的告密，别林斯基指出：“只有在文学里面，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还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事实上，在专制社会里，任何文化的演进，倘使需保持其旺盛勃发的生命力，都必须“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才有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稍许可资告慰的成果。再者，如果我们要对俄国文学及文化思想发展的难度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那么像藏书家索科尔斯基在《书的故事》里所提到的《俄国书刊检查历史资料》这样的书，应将其及早翻译过来以飨读者，并泽惠研究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专家。
1998年3月23-25日于成都
曼德尔施塔姆的“告密者们”
近几年来，除了上班、读书和其它写作任务之外，我蜗居家中，每天均以廿四史作为日课。但我并不像有些自诩儒家文化将拯救世界的人那样做白日梦，相反，我的用心就是从中钩稽出同胞们何以喜欢打小报告（告密），用漫长的时日撰写一部别具一格的《中国告密史》，以疗民心，以匡风俗，以不负一个文人的一点良知。现今虽只读到《梁书》，然钩稽出的告密史料，却得十数万计，打小报告之风在吾国的兴盛，于斯可见。就在我注意国人打小报告的同时，常常也读到彼邦他国亦不乏此类人士，且还有许多人系文化史上的巨擘，如大名鼎鼎的海德格尔便是其中一位。海德格尔作为纳粹分子，其排犹劣行，不仅伸向他的朋友雅斯贝尔斯，而且还不饶过他的老师胡塞尔。《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一书里就曾揭露过，大学者韦伯的妻子曾给雅斯贝尔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见康正果《哲人的是非与私情》），由此我们不难判断海德格尔为人极不光彩的一面。而作为苏联“白银时代”杰出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堪称是被告密陷害的典型代表。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生活的时代，与他交好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皮里阳秋地说，“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而曼德尔施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不仅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猎人的世纪”。其实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合时宜是一种真正的宿命，并非仅仅出自他这些过火的、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辞，而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命运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个性的多重矛盾——易怒与胆小、冲动与谨慎、敏感与率直甚至多疑等——导致的必然结果。不过更为理性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诗人追求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不可怕，甚至应该是诗人终身修炼的不传之秘；但可怕的是，太独特的声音，却响彻在一个只需要一种统一声音的时代，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悲剧。所以布罗茨基说得对，在政治收拾曼德尔施塔姆之前，他“早就向自己的诗艺美学缴械投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可以对彼时的专制保持沉默，却无法把自己信奉的诗艺美学的方向改弦易辙，否则就将什么都不是，如以长诗《春草国》歌颂苏联农业集体化、粉饰饥饿现实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即是如此。而曼德尔施塔姆正是秉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写了一首“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的诗，来讽刺大清洗前夕的斯大林。但不幸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这首诗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于是曼氏在坐过两次牢后，再度被捕。不过，特氏后来还是对写粉饰饥饿现实的诗做了反省与忏悔，但在我们这里，除了《顾准日记》里对三年不太那么自然的灾害有过反思外，还没有看到“歌德派”诗人们的认真反思。如果说目下我们诗歌的处境较为尴尬，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斗胆地说，与诗人们都不善于或者不想（包括诗艺上的）深刻地反省有极大的关联。
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目的黑夜！”而他最后一次流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惨死在该地，实在与作家圈内的败类有很大的关系。天真的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斯氏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了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此人还将曼氏的言行向上秘密禀报）的评审意见，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于是曼氏在劫难逃了。曼氏自然别无长策，只好写诗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他在具有某种自画像性质的《无名战士之诗》里写道：“这些告密的星星有何用！他们需打量一切，为了什么？”“这些世界在威胁我们，像一颗颗颤抖的葡萄粒，／悬挂着，像被盗的城市，／像金色的失言，像告密……”事实上，曼氏的诗简明其外，复沓其内，用语艰辛，比喻奇绝。他的悲剧，与其说是与专制制度对抗的必然结果，不如说“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难以被兼并”，其“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布罗茨基《文明之子》）。
“文明之子”就这样陨落了。尽管曼氏死于1938年12月（一说11月）27目，但人们尤其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更加让人铭记的是，告密者巴甫科夫却于当天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嘲弄。
1997年12月12—13日于成都
亲爱的告密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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