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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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狄马著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2-1字数： 190000版次： 1页数： 311印刷时间： 2008/02/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051720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才起飞！
收入本书的是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写下的随笔和散文作品。其中大部分在国内的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未曾面世，属于“抽屉文学”。包括《坐着的权利》、《马丁路德金之梦》、《甘地的限度》、《1998：寻找善良》等。
内容简介
收入本书的是作者狄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写下的随笔和散文作品。其中大部分在国内的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未曾面世，属于“抽屉文学”。 狄马的全部写作都是围绕着他的两个发现展开的。第一个发现：我们是人盲。第二个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
作者简介
狄马，独立作家。1970年出生于陕西子长县西北一个濒临消失的小山村。在本地读完中小学。1992年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因祖上有胡人血统，故鬈发摩顶、髭须遮容。但曾阴差阳错在一家时尚杂志教妇女化妆打扮达六年之久。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散文、小说、文学批评、思想文化随笔等各类文字近百万字，曾与人合出思想文化随笔集《另类童话》。现供职于西安某文史杂志社。平日以读书、写作、上网为务，业余以家乡的信天游和说书艺术自娱，常粉墨登场，自以倡优蓄之。有朋戏言：唱歌的里面文章写得最好的，写文章的里面歌唱得最好的。
目录
序：狄马的发现
第一辑 穿越历史的悲怆
伟大的几分钟
甘地的限度
马丁路德金之梦
孙中山：子夜先觉
鲁迅是什么学历
陈独秀：一具充满风暴的灵魂
邵飘萍：穿越历史的悲怆
傅雷之死
刘文学遇难说
一个有趣的人死了
摄影家哀歌
第二辑 倾圮的星空
声音研究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贫血的文场
倾圮的星空
《野草》：绝望与反抗的变奏
死神门边的一汪眼泪
第三辑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坐着的权利
谁跟谁善良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鼓一次明白的掌
“小小的”考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乞丐、垃圾以及多数人的暴政
我们为什么要建博物馆
1998：寻找善良
卡通青年和他们的玩偶之家
表达的出路
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
丘比特下海记略
数码时代的爱情
关于女强人
说幽默
幽默与卖笑
做一头有尊严的豪猪
后记
媒体评论
从我们置身于一个浮躁的商业时代来讲，淡泊明志，甘于寂寂书斋的杂文作者自然更难得。这方面青年作家狄马等人是值得敬佩的。
——鄢烈山（杂文家）
狄马的作品勇于挑战权威，抗拒时流，是血性文章却不失清明理性，很可读。
——林贤治（作家、学者）
狄马不只是一个写出了精彩文章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所发现的思想者。用饱含感情的、富于感染力的文笔将自己的思想发现表达出来，既能满足读者激发思想的需要，又能满足读者情感认同和审美愉悦的需要。
——摩罗（作家、学者）
狄马的杂文显示他对概念和逻辑的高度敏感，逻辑使人清晰，使人决绝，使人成为认死理的高级“王木犊”，狄马的文章给人无法怀疑的判断感，冷静坚定。
——刘洪波（杂文家）
书摘插图
第一辑 穿越历史的悲怆
伟大的几分钟
1783年12月23日，对于硝烟刚刚散尽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大陆会议将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个隆重而朴素的仪式，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将在这里交出委任状，并辞去他的所有公职。
之所以称这为一个仪式，是因为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遣散了他的部属，并发表了动人的告别演说。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在抱有这样一些愿望和得到这些恩惠的情况下，你们的总司令就要退役了。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两天后，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一条驳船等在白厅渡，准备让他渡过哈德孙河到保罗斯岬。军队的主要将官聚集在这个渡口附近的一家旅馆向他作最后饯别。这是他们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司令官最后一次聚集了，因而心情格外激动。据记载，华盛顿也很快就和大家一样为分离的悲伤打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拥抱、干杯，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他巳把他的军中行李托运回故乡，但他知道，在他正式解甲归田、返回弗农山庄之前，他还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要办。那就是，把他在8年前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总司令之职，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交还的仪式是由他的同乡，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设计的。当时他正代表新生的美国和英国在巴黎签定独立条约。一俟签字仪式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纽约，亲自设计了这个伟大而庄严的仪式。
在杰弗逊的想象里，这个仪式是这样举行的：华盛顿将军走进“国会大厦”（当时的大陆会议厅），在议员的对面他获得了一个座位。然后由议长作出介绍，华盛顿则要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而议员则不必鞠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最后，华盛顿以简短讲话“交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表示接受。
结果，整个仪式不折不扣地是依照杰弗逊的设计完成的。
华盛顿的最后讲话十分简约，一如他平时的朴实谦逊。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书记载，整个仪式十分简短，前后只有几分钟，但正是这个几分钟的仪式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这个为了赢得战争不仅变卖了家产，而且因操劳过度生出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的总司令发表讲话时，每个人的眼里都蓄满泪水。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在它以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形形色色的逊位、下野、惧怕各种祸乱而“功成身退”的范例，在它以后，人类历史上还将出现无数以杀戮、屠城为代价而权倾四海的英雄豪杰，但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运用人民交付的权柄就像运用自家厨房里的一根柴火棍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土洋奴隶主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我们试以这个仪式的几个动作为例，逐点分析这里面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1.座位这是这个仪式开始的第一步。和其它几个动作一样，它表达的是杰弗逊以及一代开国元勋们对新制度的理解和想象。当华盛顿走进议会大厦时，没有人给他献花，也没有听到议员们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他只是在议员的对面获得了一个普通的座位。这个座位没有安排在议员席里，更没有人自动让出中心座位，以营造一种众星拱月、“紧密团结”的氛围，而是让他静静地落座在“议员的对面”，这显示了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因为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国会是一个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而军事首长则是隶属于行政分支的武装力量。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代表民意的“代表”最后竟和军队勾结图谋不轨。因而军事首长和民选代表勾肩搭背、亲嘴握手的喜气洋洋在这个仪式里就只能付之阙如了。
2.鞠躬 这是整个仪式里最核心的动作。杰弗逊以及一个新生国家对军政关系的思考几乎全包含在华盛顿的这一鞠躬里了。它象征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也就是从那一鞠躬开始，美国的军队便严格地置放在了国家之下。军队不得参与镇压国内百姓，它只是民众用来抵御外敌的工具，即只能对外，不能对内，甚至以后的法律明确规定，动用军队维护国内治安是违法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美国人就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国家是不能靠武力来管理的。这样，一个打下江山的人就没有顺理成章地“坐江山”，一个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就将枪杆子悄然退去。事隔多少年，仍然使我感到莫名惊诧的是，当时包括华盛顿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
3.还礼 这是整个仪式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因为既然华盛顿的鞠躬表示的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那么由文官组成的议会就不能再“鞠躬”了，否则就成了“多头政治”。而议员们手触帽檐还礼，只是为了体现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他们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诚惶诚恐，也没有万能的救主将权力下放给草民的感激涕零。既然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都是天赋的，那么，你把人民在非常时期自愿让出的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就是天经地义的。这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感激——要感激也只能感激上帝——只需手触帽檐象征性地表示—下礼貌就可以了。
第二天上午，华盛顿就离开了安纳波利斯，回到了弗农山庄，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过起了一种心满意足的乡绅生活。
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又举行过多少英才霸主的加冕仪式？恐怕谁也说不清。但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所有这些仪式，包括大大小小的宣誓、效忠、集会、游行、磕头礼拜、言不由衷地举拳头、呼万岁，都将湮没无闻，惟有这个仪式会永垂不朽。它将会和苏格拉底的慨然饮鸩，布鲁诺的身被火刑，巴黎人攻下巴士底狱一样，被人们长久记诵。
这就是这几分钟的意义，也是华盛顿对世界的意义。
甘地的限度
一
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丘吉尔、马丁路德金等西方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相比，甘地从来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和解放，可在南非又两次效忠英国殖民政府，组织救护队，帮助英军镇压南非的布尔人和祖鲁人起义。在一本叫《印度自治》的小册子里，他对当时印度社会的分析片面肤浅，言不及义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他认为“统治印度的并非英国人民，而是现代文明——铁路、电报、电话以及一切被誉为文明产物的发明创造”，因而“印度的出路在于放弃它在最近50年里所学的一切：铁路、电报、医院和医生……”
像大多数保守的东方民粹主义者一样，甘地从思想上排斥一切遥远而陌生的东西，向往原始、落后、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造成印度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毁掉了纺车，并说：“假如我们不曾引进外国的产品，那么今天，印度将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
这种天真可爱而又顽固不化的复古主义论调，是我们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国粹家那里所听惯了的，但事实上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种男耕女织、小国寡民的东方乌托邦都并没有给东方带来任何福祉。
因而，在我看来，甘地留给印度以及世界的遗产，与其说是政治性的，还不如说是道德性的；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不如说是在人格方面。
甘地的传记资料显示，这个人的早年懦弱、羞怯，而且无论是算术、修辞，还是演讲艺术都显得资质平平。甚至在到了南非以后，少年人的虚荣心曾迫使他学习跳舞，而他竟因“随着音乐的节奏做动作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放弃。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庸、愚钝，从各方面看都难以引人注目的孩子，却对自己的操行和道德评价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注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父亲死时，他因妻子怀孕不能到场而痛悔终生，认为是“动物式的情欲把我弄昏了头”，不然，“我就能够在父亲弥留之际为他分担痛苦”。
这种禁欲的、带有明显自虐倾向的道德狂热在甘地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使得他直到创办他的“真理学院”时，还认为“西方民众正在唯物主义这个魔鬼和怪物的铁蹄下呻吟。他们道德的发展已经落后”，甚至一厢情愿地预言：“如果印度能够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它就不必害怕任何敌人，也不需要什么军队。”
不错，我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实践者，一个道德苦修的大师，一个知行合一的羯摩瑜伽教徒。但正如他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火并一样，他光芒万丈的道德理想也不可能感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嗜血成性的国家，这在他给希特勒写信这件事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当1939年纳粹的狼烟已经在世界燃起的时候，他曾在9月间致函希特勒，祈求和平。信是这样写的，他说：
我的朋友们敦促我，以人道的名义给您写一封信。我至今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感觉告诉我，给您写信是对您的冒犯。然而现在我发现，不能再顾及这种感觉了。事关重大，我必须向您呼吁。我完全清楚，您是全世界惟一有能力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的人。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非常有价值的目标，难道必须真的付出这种代价吗？
难道您不愿倾听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曾经成功地避免了战争的人的和平呼声吗？
不管怎样，我都希望您能对我给您写这封信表示谅解。
我不知道希特勒收到这封情真意切、一唱三叹的信后会有什么反应，但我知道，阻止纳粹毁灭人类的是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什么“非暴力”！
二
我们在谈论甘地运用“非暴力”技术，成功地达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时，可能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制度演变。这个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国家，无论它在统治印度以及其它殖民地时犯下多少错误，但有一点你得承认，那就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尽管当时它的民主制度、宪政体系还很不完善，但它毕竟是民主制度，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庞大的帝国不管对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毕竟是有规则可循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而不是一旦拖出牢房，就被割断喉管；甚至他也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在枪杀之前，绝对没有人敢把他的肾强行挖去，枪杀之后，也没有人敢收他家属的子弹费。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实际上倒是殖民政府的司法部门越来越不希望甘地被收监，因为多一次收监，就意味着多一次审判；多一次审判，就意味着甘地的“非暴力”技术多一次宣传。“非暴力”运动能在英国治下的印度取得成功，并由这位熟悉英美宪政体制，而且在英国的大学里读出法学博士的甘地来领导，绝对不是偶然的。
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整个知识界开始反思极权政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威胁，上层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考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更为公正和人道的制度，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呼声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它在殖民地的铁腕统治，这些条件都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甘地。
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不要说甘地在对方的体制内寻找合法的斗争手段，就是性命能不能保住也得看英国军队的心情。所幸甘地碰到了前一种对手，这个对手尽管有它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近代社会的文明规则毕竟是建立起来了，这就为甘地战胜它提供了根本的依据。
1894年，甘地决定在南非定居，向最高法院申请注册时，却遭到律师协会的反对，理由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加入他们的协会。但是法院却依照白人律师和有色人种律师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裁定，甘地有权加入律师协会，这就使得甘地在南非从事抵抗运动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同年，他又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氏大会，从而为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了基础。这说明英国在殖民地的宪法并不干涉印度人的结社自由，以后他们多次募捐、集会，政府也没有找理由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