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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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雅各布斯 著，金洁 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版次： 1页数： 191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8611693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一度繁华的首都为何会暴露出令人惊讶的落后、无能和可怜？被遗弃的地区如何才能逃脱贫瘠的桎梏？被奉为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真的是有用的指导吗……一位思想特异的经济社会学家揭密被繁华掩盖的萧条之谜。提出了一种断裂发展模式的设想，观点独特，讲述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容简介
如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地区发展不平衡，既有极富创造性的进口替代型城市、产业多元化的城市腹地，也有众多产业单一、缺乏活力的落后地区。给落后地区提供贷款、拨款和补贴，引入大型企业，常常被视为改善其经济面貌的手段。然而，本书却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些手段并不能为落后地区培育出进口替代型的城市。它们除了暂时性地缓解贫穷以外，只会造成有惰性的、不均衡的以及永远依赖其他地区的经济模式，无助于创造能够实现自我运转的经济。所以，本书认为，这些被经济发展遗弃的地区只有依靠彼此间活跃的贸易往来，才能走出停滞的局面。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种断裂发展模式的设想，观点独特，讲述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新思路，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一位犀利的作家、一位果敢的社会活动家、一位无惧的权威批判者、一位深睿的思想家，她没有大学文凭，却被盛誉为“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简雅各布斯女士凭着努力的自学、深厚的文字功底、敏锐独特的城市观察，以及浓重的人文关怀色彩，于1961年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y），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代巨著，被誉为“新都市生活之母”。她那划时代的观点和理念，指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城市规划者、建设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直到今天，她对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多思考和观点，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她在2006年辞世时，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竞相发掘她留给后人的无尽的精神遗产。
目录
第一章蠢材的天堂
第二章回到现实
第三章城市的腹地
第四章供应基地
第五章被遗弃的地区
第六章技术革命和圈地运动
第七章产业迁入地
第八章涌人没有城市的地区的资金
第九章被发展遗忘的地区
第十章落后城市彼此需要的原因
第十一章城市反馈机制的缺陷
第十二章导致城市经济衰退的政策
第十三章困境
第十四章漂移
致谢
书摘插图
第一章蠢材的天堂
20世纪中叶，一度看起来混乱无序、难以控制，令人不快的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所有人需要的东西：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的方法。经济学家和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统治者们想出了诸多理论，以驾驭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机遇与灾难。这些思考似乎富有理性和预示性，并带有统计分析的证据，政府则以此为借口把发展需要的目标、技术和资金集中起来，以期实现他们的目标。
出于这样的理想，赫鲁晓夫在出访联合国后急切地提出，到1975年之前苏联经济要赶超美国，从而“埋葬”西方。在美国，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及其谋士们就像绝大多数美国人那样，认为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霸主地位将毫无疑问地延续到遥远的将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当然地以为。调控经济的财政手段甚至经济自身的波动都将消失——不会再有经济大萧条，很快也不会再有经济衰退。而英国也在自以为是地构建先进合理的、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福利体系，希望令所有人都获得工作和尊重，并能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准。欧共体在美国的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了适合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方式，并在其初始的几个成员国之间运行良好。有六七个美洲国家也开始着手采用这种模式。欧洲边缘的一些穷国后来也加入了欧共体，以便分享整个共同体巨大的、一体化的、安全而富足的市场资源，它们满心期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加拿大元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货币牢牢地拴附于美元的基石之上。苏联则牢牢稳定了苏联集团（Soviet-bloc）的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这样的货币管理方式很好地控制了贸易伙伴之间货币价值的波动，从而减轻了债务国的痛苦以及跨国公司和旅游业的担忧。落后国家的群众和统治者，包括那些刚刚独立或还在致力于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也无不热切地期待某个发展模式能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进步，它们的期望随后落到了那些提供贷款或拨款的发达国家身上。就这样，落后国家或贫穷国家这种说法从经济学家、公务员、银行家和编辑们的词库中被取消，代之以“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fies）和“欠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在速记的时候则分别缩写为DCs和LDDCs。
实现这一切——穷国能够实现富裕、富国能够继续维持——的良方，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当美国和苏联政府争相提供经济援助来拉拢穷国的时候，它们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是同样都争着援助水坝、道路、化肥厂和灌溉系统。波兰政府所推动的经济项目主要由西德和美国的银行家资助，这些银行家们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所有制，大概波兰的其他很多计划他们也不赞同。不过，波兰人的种种构想，包括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为此需要什么资源以及怎么赢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的银行家们来说却都相当熟悉，符合他们的常规和逻辑。
在理论上这一切都符合逻辑，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很少能得偿所愿。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发展模式频遭挫败的纷乱时代。从波兰、伊朗、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彻底的灾难，到爱尔兰、加拿大、意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古巴和印度那样令人失望的现状，分别反映了两种类型的失败案例。
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仍无法满足本国的食物需求，也难以为本国人民和生产商们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更谈不上体现其在计划体制和经济表现方面的优越性。实际上，那时的苏联在经济上已开始扮演令人恐怖的“殖民地”国家的角色，因为它越来越依赖于向高度发达的国家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然后进口精密的工业制成品，其中甚至包括那些用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机械。成为经济上的殖民地当然不会是五年计划的目标，但是事态发展的结局就是如此。
英国一开始主要试图依靠所谓的需求政策来扭转颓势，但毫无效果。之后它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仍然没有作用。于是英国在此后又转向了所谓的供给政策，也同样遭遇失败。无论如何尝试，就像在没有经济理论指导和统计研究的旧时代不断衰败的许多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依旧在无情地向下滑落。
而在美国，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它的制造业逐渐地、稳步地萎缩，残存的部分与蓬勃发展的13本和欧洲相比在技术上也显得落伍。美国的工业一度曾引领全球的繁荣，而此后生产效率却逐渐下降。只有军事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了国家保证技术工人的饭碗、防止经济崩溃的依靠。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在经济上的失望和混乱形成的同时，同样存在着经济的发展——最显著的是日本，还有以前属于落后区域的一些小型经济体，特别是被称为环太平洋经济圈（Pacific Rim）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不过，成功与失败一样让人困惑，因为任何根据成功经验总结出来的措施和政策，常常会在其他地方招致失败。鉴于这样的困境，经济学家们又回到了文化领域：日本人很聪明、工作勤奋，擅长团结作战；（中国内地之外的）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家族成员会互相帮助，提供资金融通；相反，英国人则抛弃了成就事业所需要的美德，等等。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有一定观察力的旅行者就能做到。
宏观经济学——关注整体问题的经济理论——是研究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一门学科。它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对它的深信不疑和大力推行被大家公认为是件好事。我们通常以为，粒子物理学和空间探索的试验异常昂贵，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银行、企业、政府和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投入到宏观经济理论试验的花销相比，这方面的费用根本不算什么。这么巨大的花销简直不可理喻，从来没有一门科学或一门假想的科学会被如此骄纵。也从来没有哪种试验会在事后留下如此多的残骸、不快、夸大的希望和疑惑，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人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些残骸是否还有希望补救？即便可以，它们也肯定难以恢复原状。
如果能正视现状，那么失败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矫正。然而，即便委婉地说，对于现实的认真观察也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强项。例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实际结果与发展专家们从中得出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能略知一二。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经济体由于饥荒、流行病、地震、潮汐、洪水或火灾而受到破坏，那么，未受影响的经济体可以帮助人们和企业重新恢复过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来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帮助欧洲国家及其企业在战后的废墟中重新站立了起来。破坏是极大的，而援助的范围和规模也同样可观。如果没有在战争中未受损失的美国所提供的机车、卡车、发电机、水泥厂、轧钢机、化肥、拖拉机、机械工具、放射仪器、药品、课本、电话交换机、冷藏机械、推土机、管道、水泵、缆绳、切割刀具和更多的物品，这种经济复苏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战后的贫困将延续很多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马歇尔计划成了一个“奇迹”，它提供的设备起到了帮助治愈和恢复的作用，成功地将援助与欧洲本身的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使欧洲大陆迅速从战后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其速度和成就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但这里我们必须暂时停下来，请注意一下，有机体的愈合——包括像经济体这样的有机体——与有机体的变形并不是一回事，其结果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例如，1906年的旧金山经历了地震和火灾的毁灭，恢复之后获得了发展和巨大的繁荣。但人们不至于糊涂到犯这样的错误：去建议红十字会不加区别地给那些陷入经济衰退或停滞的城市提供援助，以便使它们像旧金山一样，迅速重获经济繁荣。
很自然，马歇尔计划也没有使陷入停滞或下降的欧洲经济转变为发展型的、自发增长的经济。有些受援助地区，譬如荷兰、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确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就如同旧金山在灾害之后所表现的那样。但其他一些地区并非如此。英国同西德一样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设备，可英国经济在当时并未因此像西德那样得到快速发展。意大利最富饶、最有经济活力的北部地区进一步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富裕；而在过去非常落后、贫困、被动的南部地区，萧条的情形却依旧没有改变。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以及后来出自意大利北部的更大规模的援助，都没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经济因为本身的痼习而难以发展起来；人们不得不继续大量涌向意大利北部或更远的地方，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工作岗位和收入。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现实。然而，马歇尔计划仍然被标榜为能将停滞的经济转变为发展的、自发增长的经济的援助楷模。来自各个国家、国际援助和发展机构的发展计划令人惊讶地膨胀起来，它们都言之凿凿地允诺，自己是面向第三世界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或者小马歇尔计划、类马歇尔计划等等，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这种空口允诺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在那些仍然停滞、贫困的国家，幻想破灭之后的人们充满愤怒；在发达国家，人们对于援助别人的想法感到憎恨，更糟的是，对那些得到援助的人们也感到憎恨（因为援助的资源来自纳税人的收入）。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可以偿还成本”的幻觉之下欠下了难以偿还的巨额贷款，还贷的费用耗尽了穷国的出口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极度贫穷的地区，除了能够在一二十年之内从“落后”进步到“发展中”的期望以外，实际上再没有别的奢望。由于落后国家难以偿还的贷款以及因此而追加的贷款，还有其他将各种事情捆在一起的不良因素，国际上的银行体系濒于破产。
同时，很多发达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已经陷入滞胀，成为这种失业率上升和价格上涨共同构成的奇特现象的受害者。从理论上讲，滞胀现象根本不应该存在，但它却真的出现了。一方面不能增加失业，另一方面又不能加剧通货膨胀，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应对。滞胀的影响远不止摧毁了良好的、发达的经济可以平稳运行的构想，它还毁灭了所有大学正在传授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滞胀的出现使两个多世纪以来精心构建的理论都成了无稽之谈。
当工作机会成倍递增时，涨价并不是问题，只要收入上涨的速度超过价格，人们的生活就会逐渐改善。几个世纪以来，通货膨胀的这些特性备受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人们一直试图对此有所解释。168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梯隆（Richard Cantillon）大约在1730年有过如下论述：
如果实际货币的增长都来自国内的金矿或银矿，那么，那些矿主、冒险家、冶炼工、精炼工和所有其他工人的收入都将按比例增加。他们将比以前消费更多的肉食、葡萄酒和啤酒，穿上更好的衣裳、更好的亚麻布，把房子装饰得更好，用上更精良的商品……对肉类、葡萄酒、啤酒、羊毛等产品的需求会比以前更加旺盛，从而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产品价格的高涨无疑会使农民在来年投入更多的土地，他们也将从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并且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增加自己的家庭开支。
由此，坎梯隆得出结论：
我认为，总的来说，实际货币的增加会导致相应的消费的增加，从而逐渐引起价格上涨。
听起来有些过时老套，推理却十分普通。坎梯隆其实向自己提出了经济学家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苦苦思考的4个问题：为什么经济活动会增加？为什么价格会上涨？二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如果有，这些关联起了什么作用？
坎梯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扩张需求理论，即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引发经济的扩展和繁荣，而供给则会顺应和满足需求。他进一步提出，货币的流通会推动需求的增加。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坎梯隆可谓是第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几乎比凯恩斯超前了整整两个世纪。
与坎梯隆提出的问题相反的疑问是：为什么经济活动会减少？为什么价格会下降？二者有关系吗？如果有，这种关联又起什么作用？大多数问过自己坎梯隆问题的经济学家也都会提出这些相反的问题。其中某些经济学家，像马克思，则是从第二组问题开始研究的。但是数个世纪以来，这两组问题并未彼此发生联系，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后面我们会了解“通常”的含义），价格水平和失业率就像跷跷板，价格在一端，而失业率在另一端。在坎梯隆所说的经济扩张时期，价格上涨而失业率下降：而在萧条时期，价格会下降而失业率增加。因此总的规律就是，价格上涨，失业率下降；价格下降，失业率上涨。
然而，滞胀并不遵从这些规则，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价格上涨和失业率上升，这就使跷跷板的理论未免荒谬起来。要描述滞胀，我们就必须公然违抗机械学的原则和重力学的原理，想象一下跷跷板的支点被折断了，两端同时上翘。一旦滞胀出现后，尽管还会存在短期的跷跷板运动，这种古怪的现象似乎就会不时地发挥作用。例如美国是在1967年和l968年的统计中首次出现滞胀，之后滞胀现象就开始逐渐恶化起来。粗略说来，由于滞胀的影响，每一次经济进入繁荣和扩张的阶段后，失业率都没能下降到上一次繁荣阶段的低水平。因此，国家的最低失业率，也就是永久性的、不能再降低的失业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而在每次经济衰退期，失业情况则较之前都会更加严重。总而言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工人无法在自己的国家中找到合适的工作。但奇怪的是，通货膨胀率在此期间并没有减少。每次衰退，价格都不断上涨，而不是下降，甚至哪怕只是维持现状也做不到，仅仅是上涨的速度减慢了而已。而每次经济复苏期间，通货膨胀率都比它上一次复苏时期上涨得更快，甚至加速度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因此，在短期经济波动的背后，失业与价格出现了长期的同时上涨的势头。以前只有个别年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0％或更高一点，而自从通货膨胀加剧之后，在1967-1983年之间，价格几乎上升了200％。而在1983年之后，失业率达到并超过了吓人的l0％——如果加上那些对找工作失去信心的人，这个比例还会更高——可价格仍然在继续上升。
1982年的高失业率和破产率使老一代的美国人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在当年，当失业率增加时，价格在下降，那时跷跷板还在发挥作用。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事情发生了，在1967年之前的这个国家是不曾有过的。此外，美国不是滞胀的唯一受害者。英国遭遇滞胀的时间更长。美国出现滞胀之后几年，加拿大和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也出现了同样情形。所幸的是，整个世界还没有都陷人滞胀，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例如，尽管美国正在为滞胀而苦恼，但价格上涨的影响在瑞典和日本还像坎梯隆所描述的那样有令人欢欣的一面。
滞胀发生时，并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要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牺牲失业率，要么为减少失业数字而不顾通货膨胀。这个可怕的困境背后反映着一个可怕的理论空白，我们找寻种种经济理论，却发现其中对滞胀一无所述，更不要说给我们揭示其中的意义以及指点相应的应对策略了。
亚当•斯密没有追寻坎梯隆的思想，他在坎梯隆提出需求引发经济扩张的理论过去45年后发表了自己的著述。斯密是一位供应学派经济学家。他将经济扩张归因于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而需求的增加只是其副产品和结果。但不同于之后的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斯密不认为价格的上涨会必然带来失业的减少，反之亦然；他也不认为货币数量是影响生产衰退或促进生产扩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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