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童话——我的少年延安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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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凡 著
出 版 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4-1字数： 240000版次： 1页数： 256印刷时间： 2008/04/01开本： 大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043981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忘少年岁月。 有这样一代人，他们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军队、地方核心骨干的子弟，也有不少是烈士子女。他们的少年岁月又是怎样的呢？ 作者选取了一群延安少年中的几位代表，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他们少年时代在延安的难忘经历，讲述了他们的父辈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革命传奇以及对子女的爱与亲情。
内容简介
延安，中国革命的红色经典之地。这里，有着许多值得追忆和回顾的往事。
有一群少年，自1937年后陆续来到延安，先后在这里上了小学，中学。他们在宝塔山下学习和生活，度过了一段不平常的青少年岁月。他们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军队、地方核心骨干的子弟，也有不少是烈士子女。
本书作者选取了这群延安少年中的几位代表，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他们少年时代在延安的难忘经历，讲述了他们的父辈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革命传奇以及对子女的爱与亲情。同时，透过少年的目光，还折射出中共领导下红都延安的生活环境和延安人的精神风貌。
作者简介
王凡，著名纪实传记作家。著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一辑第一、第二册，第三辑第六、第七册，《目击历史——关于当代中国大事伟人的口述实录》，《红色警卫——原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等书。
与东平合著作品有《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获2004年全国最佳畅销图书奖）、《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红墙记忆》（上、下册）、《丹佛斯与安徒生童话》、《卡车轮子上的世界》、《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等书。
目录
第一章谢绍明：“自幼梦想，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为咱穷人打天下！”（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之子口述）
在瓦窑堡组织儿童团欢迎长征的红军
陕北的群众称呼父亲“谢青天”
我们一家有九人，牺牲在战场和监狱
父亲把自己唯一的被子留给了老续一家
灯盏湾，和志丹叔叔推让西北军委主席
“你闻，这火药味儿多香呀！”
爱我疼我的两位继母妈妈
徐老创办了小学班，我是最早的七个学生之一
和毛主席的侄女侄子成了同学
学校是大家庭，同学像亲兄弟
在保小入党，当了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表彰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
我左思右想，决定向组织汇报
打起背包，告别了延安
第二章项苏云：一生中，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十二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女口述）
郭青老师秘密护送我到了延安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一生中，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十二天
母爱的缺失，给我留下了一生的缺憾
郭青老师待我比亲女儿还要亲
小小演说家的一次尴尬事
调皮的阿毛正在变成美丽的蝴蝶
在张浩叔叔家过假期的孩子有一个班
蔡妈妈喊着：“虎子，你可要挺住呀！”
蔡妈妈啃鸡爪子，让我吃鸡大腿
李富春伯伯问：“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吗？”
我做的灯心绒布鞋上了大生产展览
初入延中，大风一吹，碗筷全给卷跑了
第一次看见血淋淋的纱布、绷带，吓得手脚直哆嗦
周副主席给我们批了800副担架
一进窑洞，我坐在地上就睡着了
临死前的“回光返照”，我被“死”人一把抱住
跟随中央大队撤离陕北，赶上了“”
第三章王敏清：去延安时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一辈子没有辱没（八路军剐参谋长王世英之子口述）
去延安的路
五岁参加革命，成了“小地下”
小时候特别佩服的人是父亲
好不容易才吃下了小米饭
第一次长途行军，我还不到十岁
第一次缝被子，手不知被扎了多少回
一块红烧肉，我小心翼翼地吃了两三天
看卫之老师脸上的表情很痛苦
马夫的眼睛看不见了，几个男孩乘机猛抓黑豆吃
自己动手，织起了羊毛衣羊毛袜
十七岁在延中入了党，不久便撤离了延安
第四章任远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叫我“大女儿”（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之女口述）
“我终于飞到了久已想往的延安！”
十五岁，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毛主席问我：“你是哪个？从哪来？”
我们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了四个
忠实的大黄狗，救了我的一条命
刘毛毛（刘允若）给我做了一顿病号饭
“还是我的大女儿有心眼，有备无患！”
毽子在脚上轮流踢，线团在手中不停地捻
一个个倚靠着前面同学的背包睡起来
“我们死也在一起，不丢下一个伙伴！”
我壮着胆子喊：“喂，你是谁？”
毛伯伯拉着妹妹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为了不吵扰伯伯，我出了个洋相
每天晚上都帮爸爸“炒芝麻”
我的一场病，忙坏了窑洞里的几个大人
毛伯伯欣然挥笔，为我写下了“光明在前”的题词
第五章金德崇：父亲对我说，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救了我们一家（延安中央医院大夫金茂岳之子口述）
父亲携一支医疗队，和我们一家到了延安
伍云甫对父亲说：“延安有伤员，有病人，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白求恩对父亲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周恩来把菌种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带回延安
在延安，我父亲带领妇产科接生的孩子有三千多个
毛主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毛主席给我题了词：“又学习，又玩耍。”
王震说：“孩子拔几根马尾，算不上强盗行为。”
父亲给王明看病的前前后后
走在高粱地里，我大声喊唱“实事求是”
争演“黄牛”不成，倒演了“娃他爹”
那个小日记本跟我离开了延安，一直保存到今
第六章陈业：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非常童年”（延安中央党校教务长、延安平尉院院长刘芝明之女口述）
到了延安，我觉得空气那么清爽明净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寻求强国之道
我家的“表叔”“表姨”数不清
告别宋宅时，宋庆龄塞给我母亲两块银圆
特别艰难的日子，妈妈差点抱着我和姐姐跳了莫愁湖
郭老师用猪油给我抹手上冻裂的血口子
几个淘气的男生被老师罚去倒尿桶
主席哈哈大笑：“好啊，又多了一个女军事家。”
玩灯影戏，做小提琴
毛主席提议并支持排演《三打祝家庄》
把组织介绍信当秘密文件揣好，离开了延安
第七章张燕林：出生在草岚子监狱。不知道自己生日的孩子（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之子口述）
杨妈妈带我来到了延安
草岚子监狱新添了男丁
“何梅协定”，使父亲从死亡的边缘逃生
我母亲艾静茹，葬在了富平县城边的龙王庙旁
杨妈妈一边帮我擦去眼泪，一边把我搂得更紧了
“保小这么多孩子，不都是我的孩子吗？”
几次梦中见到了母亲，好梦醒来，却是空欢喜一场
“我来当苍蝇的指挥官，让它们乖乖丧命。”
想当歌唱家的女生委屈得当堂落泪
一天，可爱的“老班长”突然不见了
桥儿沟的山泉和“南瓜宴会”
邓发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却批评他不该结婚
三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永远离开了我
跟着义父杨伯伯的第三大队离开了延安
第八章李骏：从秧歌队的“黑牡丹”变成战地医院的“黑李逵”（陕甘宁边区组织部部长李景波之女口述）
“妈，你快看，宝塔！”
我急着向老师解释：“我是女生！”
学校迁移中，我把板凳顶在了头上
工作组没惊动山崖上吃酸枣的小姑娘
抢手的“莫斯科饼干”
父亲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仿”
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父亲得了个绰号“李老婆”
来到南泥湾，做客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
变工互助，一个小南瓜换回了几个大南瓜
演《兄妹开荒》，哥哥不好意思拉妹妹的手
老乡夸赞：“瞧那演妹妹的女娃子，就像黑牡丹！”
“黑牡丹”变成了“黑李逵”
灌一小杯酒，为疲惫的手术队冯队长提神
背着背着，我就抱着那个“骷髅”睡着了
一座孤庙里，我独自守候着一具遗体
紧急救治中，我第一次操起了手术刀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谢绍明：“自幼梦想，有一匹好马，支好枪，为咱穷人打天下！”
春节前夕，我们来到八十高龄的谢绍明家中拜访。正赶上国家科技部科技扶贫中心和北京大兴科技扶贫中心的同志们也来到他家中探望拜年。谢绍明一见他们，就热情谈起了新年的科技扶贫工作；谈起了他一直惦念着的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和一些基层科技扶贫的工作人员。
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和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创建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陕北人民永久怀念这位英雄。谢绍明从小就跟着父兄参加了革命，父亲牺牲时他年仅十岁。
谢绍明说：“虽然父亲离开我们那么多年了，但父亲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父亲的人格和理想也影口向了我的一生。”
在瓦窑堡组织儿童团欢迎长征的红军
1937年1月，正是陕北高原最冷的季节。天寒地冻，大雪飘飞。
一支武装部队行进在保安至延安的几十里山路上，随同的马匹、毛驴上驮运着电台和不少文件物品箱等。这支队伍，就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核心人物，正率领着这支队伍前行，他们即将去往延安，并在那里扎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随这支队伍前行的，有一位年轻妇女，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男孩就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人和总指挥谢子长之子谢绍明，那一年他刚十岁。
我记得是在1935年11月初，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进入了我的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
得到中央红军到来的消息后，我就组织儿童团和当地群众到瓦窑堡去欢迎。那时我们这里已经下雪了，我们还有棉衣穿，可中央红军的指战员们却还穿着单裤、草鞋，披着毛坎肩。我们陕北红军的人就动员组织当地婆姨们赶做棉衣和军鞋，很快就为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换上了冬装。
不久，蒋介石也闻知中央红军已经进入了陕北苏区，感到很震惊，随即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的重兵，围剿红军部队。红军部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南作战，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000余人，这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扎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后来，红军和张学良部队达成协议，主动让出了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占领，实际上是摆出样子给蒋介石看的。后来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在那里领导和指挥了红军东征、西征以及陈家河、山城堡等战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在保安连夜召开重要会议，研究紧急对策，并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大局为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全国上下一致抗日。
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便从保安迁往延安。我跟随继母和她工作的中央苏区政府机关一起，也前往延安。
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我从七岁就随父兄参加了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到延安以前，就已经有好几年革命斗争的经历了。是父亲把我领上了革命之路，给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陕北的群众称呼父亲“谢青天”
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出生于1898年。学生时代他受进步思潮影响，参加了“五四”前后的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秋，他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3年他在北平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共进社”，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
1924年，我父亲决定回到家乡安定县创办民团，掌握枪杆子，“除豪霸、振衰弱”。
就在这年夏天，天气很热，出任民团团总的父亲，晚饭后出去散步，在街边看见几个老汉正在议论说：“县西区有个周老汉，今儿赶上毛驴来赶集，正碰上井岳秀部队的两个兵，硬把他的毛驴给支差赶走了，周老汉不愿意，还挨了一顿打。”
生性刚烈正直的父亲一听，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他早就听说，陕北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他的队伍到处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当地百姓谁也不敢惹。现在父亲又听了周老汉受欺侮的事，更是怒火中烧。他把周老汉找了来，老汉“扑通”一声给他跪下，口里喊着“谢团总，我冤枉呀……”，便老泪纵横，哭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一面安慰老汉，一面命人赶往瓦窑堡，把那两个拉走老汉毛驴的兵抓回来。
半夜时分，那两个兵被抓了回来，赶走的毛驴也被拉回来了。在父亲的严查审问下，两个兵才不得不认错告饶，并到客店去给周老汉赔礼道歉，送还了毛驴。
这消息一下子在安定城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都挤到小客店去看热闹，那两个兵在众人的围观下，灰溜溜地跑了。
周老汉对父亲千恩万谢，还当众给父亲磕了头，他说：“谢团总，你真是青天大老爷啊！”
父亲扶起周老汉，来到客店的台阶上对大伙儿说：“乡亲们，以后再不允许拿枪的欺负你们了！我们民团是保护老百姓的，若有兵士违规损民，本团总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
父亲的话，在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此后，“谢青天”的称号便在陕北百姓口中传开了。后来，“谢青天”的这个称号越传越广，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也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1939年，毛泽东在为我父亲的墓撰写碑文时就写道：“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我们一家有九人，牺牲在战场和监狱
1925年，又回到北平的谢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之后他再次来到陕北，组织起革命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同志，于当年10月12日在陕西清涧县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向国民党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从时间上算，当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在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举行了秋收起义；1o月，我父亲他们就在陕西领导了清涧起义。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三次武装起义。虽然清涧起义也失败了，但它为后来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父亲领导和参与的清涧起义和渭南暴动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父亲和许多革命党人都转入了地下，继续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1931年，父亲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人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就是红26军的前身。我父亲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在陕北一带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周旋。
我们家乡枣树坪村，离安定县城10公里。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这里被敌人占了，我们全家都成了国民党捕杀的对象。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那一辈兄弟三人，他们的下一代中有12个男孩子，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率领着游击队四处流动作战，根本无暇照管我，幼小的我只能在动荡不安中勉强过活，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
有一次，部队急需一笔经费，我父亲到处筹集未得，最后，没有办法的他只好忍痛把自己的一个亲侄女嫁了出去，换来了50块大洋。后来我父亲几次提及这事，我都感觉到他的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歉疚之情。
1932年时，国民党军又一次对陕北红军游击队进行疯狂“剿杀”，我的家乡再度被敌人占据。那时我刚刚七岁，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就和父兄一道扛起了枪，参加了游击队，成了游击队中的红小鬼。因为年纪小，所以游击队打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组织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送鸡毛信。
战争年代的现实异常残酷。在那十多年间，我们这个大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队伍，9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有9个人牺牲在战场和敌人的监狱里。就在最艰苦的两三年中，我们家一下就添了六个寡妇，我父亲兄弟三人都牺牲了。我的大伯当时任安定县西区区委书记，被国民党抓去后，死在了监狱里；二伯也是地下党员，在敌人追捕中牺牲了；我父亲在清涧河口战斗中受伤去世了。我还有三个叔伯哥哥，一个姐夫，也都在战斗中牺牲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为了革命和老百姓，有一种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我和家人都深受他的感染和影响。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在越过了雪山草地之后，到达了甘肃岷县的腊子口，他们从国民党当局办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得知陕北有红军武装，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刘志丹。于是决定过腊子口，翻六盘山，往陕北方向走，并于当年11月到达了陕北，找到了陕北红军，解救了受错误路线打击处于危难中的刘志丹。而此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正因为有父亲他们艰苦卓绝的作战，保存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根据地，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才得以最后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到这里又建立起革命大本营。从一定意义讲，我父亲和刘志丹创建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为整个中国革命的成功转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找到了革命和抗日的落脚点。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陕北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长征到这里站住了脚，抗日战争以此为出发点。父亲把自己唯一的被子留给了老续一家
1934年8月，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围剿”，谢子长率领红42师第3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作战。在清涧河口一战中，他不幸中弹负伤。但他不顾自己的伤势，仍然坚持留在部队指挥战斗，直至红军和游击队取得了反“围剿”的最后胜利。
由于连日作战，又没有医药治疗，父亲的伤势日渐加重，到l934年的秋天，他已经无法再随部队行动了，只得忍痛离开了部队，秘密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去养伤。而当时缺医少药，根本没有医疗条件，伤口除了用盐水洗一洗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在父亲离队养伤这一段，我和继母都来到了他的身边，朝夕侍候他养伤病。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
但当时国民党正对陕北根据地进行二次“围剿”。迫于形势，父亲不得不经常转移，不断变换养伤的地方。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父亲和我们一起往牛家山转移。路过小界嫣村时，在一位叫续殿革的农民家休息。
老续是位忠厚朴实的农民，见深受群众爱戴的“谢青天”到了自己家，忙和妻子张罗着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可他家里很穷，拿不出什么粮食来，老续忙打发老婆到邻家去借。
这时父亲连坐着说话都很困难，他一把拉住老续的手说：“我们喝口水，歇歇脚就走，你要这样，我们现在就走！”
老续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老谢，你为咱穷人过好光景才受了伤！你不吃饭，俺心里过意不去啊！”忙招呼老婆给我们烧开水喝。
父亲看到老续一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就关切地说：“天这么冷，连一床被子都没有，晚上娃娃冻着咋行！”说着便揭下自己身上盖的被子：“这床被子留给娃娃们盖。”
当时警卫员很为难，他知道我父亲只有这一条被子，他的伤病这么重，天气又这么冷，还要上路，没有被子又怎么行，就说：“总指挥，你就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你盖什么?”父亲指着身上的一件皮袄说：“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看老续一家人没一条被子，我盖上这条被子心里也不安稳啊！”
听到这，老续急得哭出声来：“使不得呀老谢，老百姓都指望你哩……”
但父亲最后还是坚持把被子留了下来，并对老续说：“留下吧，被子留给娃娃们盖，将来的世事是娃娃们的！”
就这样，伤病中的父亲，把自己唯一的被子硬留给了老续一家，自己冒着寒风离开了小界嫣村。
当时不少当地百姓听到父亲受伤的消息，都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一点肉、几个鸡蛋以及核桃、干枣什么的。可父亲都不收，还对身边的人说：“我怎么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呢，穷人家的东西来之不易，咱不能要啊！”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只有群众和他人，很少考虑自己。他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家产，献出了几位亲人的生命，伤病在身，仍不愿去占用百姓的一丝一毫。灯盏湾，和志丹叔叔推让西北军委主席
谢子长负伤后，与他共同创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亲密战友刘志丹曾两次来看望他。当时刘志丹领导着甘肃的红26军作战，谢子长兼任红26军的政委，他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商议。
1935年春节前后的一天上午，志丹叔叔骑马来到了父亲养伤的灯盏湾。他一跨进窑洞，就和父亲亲热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在窑洞里热烈地谈论着一些大事，我就坐在他们身旁听着，有些事我听懂了，有些事听不懂。
但他们谈的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谈到有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因为那次他俩为这事儿发生了争执。
我父亲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担子要你担！不要挂我的名义了。”
志丹叔叔说：“你是老大哥，又是中央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在群众中威望高，这个职务应当由你担任！”
两人推来让去，最后父亲甚至有点生气了，对志丹叔叔说：“我是西北军事特派员，所以我就决定由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了。”
志丹叔叔也只好说：“那这事就交联席会议决定吧！”
后来，在周家险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还是由志丹叔叔提议，选举了我父亲担任西北军委主席，志丹叔叔担任副主席并兼任前敌总指挥。直到父亲去世后，志丹叔叔才继任西北军委主席。
那时我年龄小，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意。过了许多年，我长大成人后才体会到，这件事充分体现了父亲和志丹叔叔这两位革命领袖和亲密战友的高尚品质和无私精神，体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内心境界。和他们相比，今天那些营私舞弊的贪官们，和到处钻营为自己跑官、要官的人，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啊。
我还记得，那次志丹叔叔来，和父亲说完了话，便转过身抚摸着我的头问：“你叫啥名字?几岁了?”我还有点不好意思，站在旁边的继母就替我说：“他小名叫双玉，十岁了。”
志丹叔叔又问我：“你长大了干啥?”
不等我回答，父亲就很兴奋地替我作答了：“长大了跟上刘叔叔当红军！”
听父亲一说，我使劲点了点头，一板一眼地大声说：“对，跟刘叔叔当红军！”
父亲听了非常满意，他那时已预感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替我作答，其实也是把我郑重托付给了亲密战友刘志丹。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去世一年后，志丹叔叔也在红军东征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了，他也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我没能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到志丹叔叔率领的部队中成为一名战士，心里始终感觉有些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