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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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扬 选编
出 版 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5-1字数： 370000版次： 1页数： 356印刷时间： 2008/05/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30805876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我借《文字生涯第一步》这个题目，向读者倾诉这些早年藐乎其小的悲欢得失，只是为了向过去告别。但我也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目的：《月亮姑娘》和其他两本小书，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变幻，早已流落人间，无影无踪了，我很希望有这种幸运，在热心的读者中获知它们的下落。它们尽管不成材，毕竟是我心灵中最初孕育出来的婴儿。
——柯灵
1934年秋，友人叶常青约我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以各日报消息分类重编；我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三个月后，该刊即以经济亏折而停办。我为般东之一，赔了一千元，卖田十亩以偿。
——傅雷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酌，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作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张爱玲
内容简介
本书曾经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过，此次打算重新策划出版，包括重新取名，重新装帧。本书遴选20世纪文人言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丰富的背景与内容。
目录
包天笑：在《小说林》
鲁迅：《呐喊》自序
郭沫若：学生时代（节选）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洪深：印象的自传
叶圣陶：略叙
林语堂：圣约翰大学
郁达夫：水样的春愁
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
徐志摩：自剖
许钦文：稽山鉴水间
庐隐：大学时代
丰子恺：我的苦学经验
朱自清：我是扬州人
闻一多：自传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
苏雪林：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
夏衍：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冰心：我的童年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废名：我怎样读《论语》
沈从文：水云（上）
胡风：东京时期
梁宗岱：我的简史
聂绀弩：自传
梁实秋：清华八年（节选）
钱歌川：在中华书局服务的回忆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
朱湘：我的童年
施蛰存：《现代》杂忆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
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
傅雷：自述
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
柯灵：文字生涯第一步
萧乾：给自己的信
丁玲：南京囚居回忆
艾青：我的创作生涯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何其芳：梦中道路
孙犁：文字生涯
张爱玲：私语
书摘插图
在《小说林》
包天笑（1876-1973），名包天毅，江苏吴县人。通俗文学作家。主要作品有《钏影楼回忆录》等。
在报馆里编新闻，于每日的时间，很有关系。编要闻，时间最晚，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那种专电，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也说不定。为什么这样迟呢？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如一等电、二等电是官电，民间不许通行；三等、四等电，方是民电，又称为急电，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及至民国成立以后，乃规定有新闻电，以便利报界。四等电每字一角，新闻电特别便宜，每字仅三分）。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继发民电，然后方发新闻电，即各报馆的专电了。
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的夫人故世后，其时尚未续弦），不必深夜归家，那便利得多。还有报纸全部排好，拼成版子，将要开印的时候，还要仔细看一遍，有无错误，这叫做“看大样”。大概看大样的事，属于总编辑的，也是在深夜最迟的，但罗孝高不来，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景韩也就看看了。
本埠新闻的编辑，比较要早得多，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访稿全都来了，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如果在九点钟以后，发生了特别事故，有重要新闻，明晨必须见报的，当然可以加入，其余的琐闻细事，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至于编外埠新闻的，更要早一点。从前还没有快信、航邮，下午五点钟以后，邮差不再送信了，把当日所到的信，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发清了稿子（有的须要修正一下），就没有你的事了。
刚到上海，住在旅馆里，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便是商量请我到“小说林编译所”去。单写小说，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那就非去不可了。因为《小说林》登报征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都要从头至尾，一一看过，然后决定收受，那是很费工夫的事。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它的情节、意旨、结构、描写都很好，而文笔不佳，词不达意，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
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再接受《小说林》的事。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住在旅馆里，纷乱如麻，未能决定。及至时报馆事定局了，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便接受《小说林》的事。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星期休假（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我也很为满意。我有了时报馆的八十元，再加上《小说林》的四十元，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后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许多人才知道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都写了信来，还有自己来造访的。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小说时报》，本来是陈景韩编的，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但稿费却照算的。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我都写有小说稿子，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君，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谁知后来销数甚佳，却赚了不少钱。
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基本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后来到“五四”时代，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胡适之辈，所译写的短篇小说，也是用文言的，其余的更不必说了。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每回都有回目，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沿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
所以曾孟朴的《孽海花》，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而是以白话文写的。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常常是用北京话，而在京话的对白中，却要说得漂亮，简捷俏皮，好在他是住过北京的，可以对付。不过他的《孽海花》实在写得太慢了。在《小说林》杂志上预告，每期可以登一回（《小说林》是月刊），但他还是常常脱期，即使不脱期的话，每期登一回，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也须六年又八个月，可谓“长线放远鹞”了。
孟朴的写小说，正与我相反，我是写了下来，不加修饰，并且不起第二回稿，以前写制艺文、叙事文，都是如此。直到如今，有好多小说，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我想：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孟朴却不然，他是句斟字酌，改了又改，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从新再做起来，也是有的。可是错误还是有的，因为《孽海花》不是虚构，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全在夜里工作，至少要到半夜，时常至于天晓，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他独居在《小说林》编辑所的楼上，他的家眷都不在此。
他的有烟霞癖，为了他的多病，他在《孽海花》小说上的笔名，不是叫做“东亚病夫”吗？为了这个缘故，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起身以后，便与“阿芙蓉”为伴。
我每天到《小说林》去是在上午，那个时候，他正是“春眠不觉晓”，在他的黑甜乡里，不便去惊动他。要去访他，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也不算一回事。
在《小说林》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志愿，可惜到后来，这个志愿，一个都没有偿。因为孟朴说，他的《孽海花》，写到庚子拳变，两宫回銮以后，就结束不写了，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也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徐念慈（《小说林》总编辑）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又称为马贼，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正在搜集材料。他说：“这部小说，正好接在《孽海花》之后，可以出版。”
我说：“我想写革命事迹。”当时革命党东起西应，排满风潮热烈。恰有徐锡麟、秋瑾的一件事发生，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一人，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书名也已拟好了，叫做《碧血幕》，并且在《小说林》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后来《小说林》杂志不出版了，我也就此搁笔了。
孟朴的《孽海花》始终没有完篇，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倒也风行一时。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然而核对事迹，一望而知。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第一，他的老岳丈汪柳门便不以为然，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尤其苏州人中，如陆凤石、汪芝房、叶鞠裳等，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旧回目中，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这时他们又搞什么“宏文”馆，编什么《博物大辞典》，那时我已不在《小说林》了。总之资本已经蚀光，关门大吉。
这以后，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辛亥以后，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他是什么水利局长、财政厅长，闹了一下子，我也弄不清楚，其实吏事非其所习，他是一个文学家呢。
到1927年，他官又不做了，他的大公子曾虚自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开了一家“真美善书店”（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又出了《真美善》杂志。《孽海花》又写了十余回，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那一个回目是《青阳港•好鸟离笼》，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
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可怜他并不曾着笔，便这样赍志以没了。我的《碧血幕》，也不曾继续写下去，后来便是辛亥革命，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但我对于这个志愿，当时总搁在心头，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为书中的主角，以贯通史实，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
直到民国七八年问，我在北京，和张岱杉先生（名弧，别号超观，绍兴人，曾一度为财政部长，是前清举人）谈起此事，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他提醒我道：“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你没有留意吗？”我问是谁，他说：“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
我被他提醒了，大为称善，于是我便写了《留芳记》，但也只写了二十回，给林琴南先生看过，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关于写《留芳记》的事，我后将再述。
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小说林》也是如此，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账，收不回来；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的，尤其是小说。他们是自办印刷所、排字房的，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都是拆了版子，不归原位，倾弃在那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诸如此类，都是吃了人家的亏。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两位，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
《呐喊》自序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思想家。1917年在《新青年》发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自此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于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牛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竞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