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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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
出 版 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253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18467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史景迁[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
吴思[著名历史学家、《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
我和作者大体算是一代人。这是一本帮助我们这代人了解自已的书。作者“我是谁”的追问也引发了我的反躬自问，我的答案也在作者的启发下浮现。真实的答案，隐藏在我们成毁变迁的轨迹之中。
柯文[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此书与先期出版的关于毛时代的回忆录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距离。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使本书作者得以进行不同与其他作者的反思，提出他们当时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样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印红标[红卫兵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这是两位女性“老三届”人的口述历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作者简介
叶维丽和马笑冬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均为北京的中学生。1968年她们分别赴山西和云南插队。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并均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叶维丽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任教；马笑冬1999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一北平一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人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马笑冬的家庭
第二章：“祖国的花朵”
“整托”
饭桌旁的家庭
“革命的贤妻良母”：马笑冬的回忆
“做女人，要争气”：叶维丽的回忆
马阿姨和仇大娘
大院
新华社大院
商业部宿舍大院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困难时期”
政治阴影
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
“革命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
“这么解放”
“死了就死了”
“破四旧”
文革中的家庭
大串联
“天桥打场子的”
第四章：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再次激起了我的热情”：马笑冬的经历
“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思茅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当农民不用政审
“吃了吗？”
“女儿，女人，老人”
“七尺灰”
无形的墙
“歌唱动荡的青春”
第五章：工农兵学员
“画皮”：叶维丽的大学生活
“新集体”一被削弱的神圣感一再次插队：马笑冬的大学生活
第六章：新时期
叶维丽：“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马笑冬：催生“潘晓”
后语
书摘插图
第一章：剪不断
天津—北平——延安：叶维丽的家庭
叶：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我爸爸妈妈40年代在那儿生活了六七年，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一直到他们退休。我参观了在清凉山上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旧址和建在旧址旁的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些我父母同事的照片。他们穿着灰布军装，都很年轻，才二三十岁吧？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从小一起长大。看着照片上我很熟悉的叫叔叔伯伯的人们，脑子里就浮现出他们孩子们的模样，心想儿子和老子长得可真像。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自己的父母没有在照片上，可这些人都是我的父辈啊。我们的身上带着他们的印记，血脉相连。通过他们，我们和当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那场革命有了骨血的联系。
从纪念馆走出来，阳光高照。清凉山的对面就是宝塔山，而宝塔山一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这时从远处飘来哀怨的唢呐声，有一家人正按照传统方式出殡。60多年过去了，这场革命到底留下了些什么？我看着宝塔山发愣。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算命的先生，他以为我这个中年妇女有什么心事想不开，问我要不要算一卦。现在上清凉山的人大都是去山顶的寺庙烧香拜佛的，很少有人来参观革命遗址。算命先生绝对想不到我是在发革命之幽思。
马：我和你一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革命情结。80年代我到美国之前在国内当记者。在我当记者的9年里，到延安，要去参观枣园和杨家岭；到重庆，要去看白公馆和渣滓洞；到南京，要在雨花台前静默一会儿。可是后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使我常常忍不住当着我的父辈们激烈地批评共产党，批评它在60年代初大饥荒和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老百姓、包括对自己的同志欠下的一大笔债，以及改革开放后对治理腐败的无力和推进民主进程的缓慢。我的激烈多少使我的父辈们伤心，因为他们曾为平等和民主的理想奋斗过，为此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希望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我理解他们，从心底想为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正当性找根据，想为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代人奋斗一生的价值作辩护。
叶：我更多的不是想去辩护，而是想把那场革命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段重要历史，它复杂的遗产总得由我们自己来清理。再说我也想知道当年“革命”对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一个出身资本家家庭，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会抛弃安逸的生活，去投身革命。
我爸爸曾经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经历的两件事，我常想它们或许可以说明一点问题。我父亲家在天津，小时候常见到要饭的。有一天他和哥哥在他们家大门口外玩，走过来祖孙两个讨饭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不知是什么地方闹灾荒背井离乡出来的。祖父低声下气地磕着头，没想到那个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却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这句话，当年的那两个“小少爷”——我父亲和我七伯伯——都记住了，很多年后他们俩分别回忆起来，居然脱口就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子的话，对她的骨气仍然赞叹不已。还有一次我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乞丐，他为了求得别人的怜悯，故意用砖头把自己砸得鲜血淋漓。后来我看书，知道这种乞丐叫“苦乞”，专门用伤害自己来求得别人的同情。要饭的女孩和苦乞让我父亲从小就感到社会的不公。这样的感受，我父母那一代很多“进步青年”都有过。比起那一代人，今天我们对社会底层贫病交加的人要冷漠得多，往往视而不见。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我们不如父辈。 虽然我父亲家里很有钱，光佣人就雇着二十几个，可其实在家里就有很不公平的事情。我爷爷在清末是个中等官僚，做过直隶的“巡警道”，就是当时的省警察厅长。中国原来没有警察，“巡警道”是清末“新政”搞改革的产物。民国以后他弃官从商。当时弃官从商搞实业，在南方最有名的是清末状元张謇，在北方是周学熙。我爷爷属于周学熙这个圈子。周家，就是周一良他们家，和我们家是安徽同乡。有篇文章，讲安徽人在近代对天津的贡献，我爷爷也应包括在内吧。他在银行做总经理，还在几家现代化的产业中兼着职，其中包括担任启新洋灰公司（在唐山，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水泥厂）的常务董事。我想我爷爷应该算是一个从旧式官僚转化成新式资产阶级的典型吧。
我爷爷虽然成了“资产阶级”，可是家里的生活方式，用我一个伯父的话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家里最年长的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祖奶奶。她的地位至高无上，有点儿像“红楼梦”里的“贾母”。我爷爷是孝子，给祖奶奶过70岁生日的时候，光是一出堂会花的银元如流水，从北京请余叔岩、杨小楼等名角来唱戏。
我爷爷有三位夫人，大太太没子女，孩子们都是姨太太生的。我自己的奶奶是二姨太，据说在三位夫人中她最受我爷爷的宠爱。我爷爷下班回家后，常躺在一张藤椅上，让我奶奶给他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消遣，可见我奶奶是识字的。他们俩读小说的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据说我爷爷和大太太的关系并不好，连话都不怎么说。可是这个家却是由大太太掌管的，因为她是明媒正娶的太太。家里在称呼上有严格的规矩，孩子们管大太太叫“妈”，管他们自己的母亲叫“姨”。两个姨太太的地位比家里的佣人高不了多少，大太太对她们任意欺压，不合意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她们得给大太太梳头捶腿，铺床叠被，直到她们的儿子大了一些，母以子贵，才不用那么做了。姨太太们吃饭不能跟老爷太太在一张桌子上，甚至也不能跟她们自己年龄稍长的儿子们在一起，得和幼小的孩子们一起吃，两边的伙食是不一样的。说起来，就是当“主子”的，也分三六九等。
我奶奶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为了能够在死后穿红裙子，在病床上哀求大太太恩准——这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大太太同意了以后，我奶奶挣扎着起来给她磕头，说：“谢谢太太。”第二天我奶奶就死了。穿红裙子是地位的象征，正室夫人才能穿。我奶奶对死后的装裹如此看重，是为了在“来世”争得一点尊严吧？她的丧事办得很简单，埋在我爷爷的坟稍后的位置，仍然居妾位。后来和爷爷合葬的是大太太。
三位夫人中最后去世的是“大姨太”，那已经是60年代了。她说她绝不愿意和“叶家人”葬在一起。这位奶奶身世非常苦，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她放在一只木盆里，任其漂流，被救上来后卖给了一个官宦人家做丫鬟，后来又被这家当“礼品”送给我爷爷。成亲的时候她只有十四五岁，当天晚上吓得钻到方桌底下不敢出来。
可惜的是我对自己奶奶的身世，除了知道她是唱戏的，别的就都不知道了。听一位长辈说，她是唱京剧须生的。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女艺人，可见奶奶的家境一定很寒微。她的兄弟来看她时，只能跟她在门房会面。我父亲他们从来没有称呼过自己的舅舅，也没有见过母亲其他的“娘家人”。我见过爷爷和奶奶的照片，爷爷显得很威严，正襟危坐，一派“老爷”模样；奶奶长得很端庄，没有脂粉气。听说大太太只许两个姨太太穿质料和式样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奶奶的“时髦”表现在她脚上穿的黑皮鞋上，这大概是大太太管不了的。这个细节让我对奶奶更加好奇。现在没有一家亲戚保留有爷爷奶奶的照片了，可见“文革”中销毁照片的不只我们一家，但是我至今仍然记得照片上爷爷奶奶的面孔，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
由于母亲们在家中的地位，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虽然是少爷小姐，也感受到了压抑和不平等。我的一位伯父，在老年时说起我奶奶临终前的哀求，仍止不住痛哭失声。后来我父亲的兄弟中有三个人在“红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一个伯父说，像他们这样的富裕家庭，会冒出这么多跟着共产党走的孩子，是和他们母亲们的境遇大有关系的。
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政治上左倾，也和他们后来的教育经历有关系。他们都是上的南开中学。南开当年是天津最好的学校，办得很有特色，真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爷爷是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让儿子们受的教育也是中西结合。小时候让他们在家里读私塾，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出去上学。我爷爷希望儿子们将来搞科学技术，当工程师。他经营的工厂里技术人员是德国人，他希望儿子们能取代这些外国人。我几个伯伯中学毕业后上的不是清华就是燕京。我爷爷死得早，他不会想到后来他只有一个儿子从事科学研究（我七伯伯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的儿子日后生涯都多少和政治沾了边儿，其中有两个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
现在回头看，南开对我父亲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影响非常大。我的一个伯伯说，上南开前他只知道有家，上了南开才知道有国。而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占了东三省，正在一步步向华北进逼。南开中学离日本兵营很近，在课堂里就能听见日本人演习打炮的动静。用当时的话讲，真是“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很多青年学生都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人太软弱，只顾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我爸爸在南开开始接触左倾学生，看左翼书籍，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还被宪兵盯上了，被抓进宪兵队，保释后才放出来。“一二九运动”波及天津，他也参加了。后来他到北平（今北京）上大学，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战，我想这对他是个自然的选择。很多知识青年都是在那个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共产党里管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一代人叫“三八式”，我母亲也是这代人。对我妈妈的家庭我知道的太少了，到我想知道的时候，我妈妈因为老年痴呆症已经糊涂，没法告诉我了。
马：咱们都有这个遗憾，到咱们想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叶：真是遗憾。我妈妈家乡在河北蓟县，现在属天津管辖。我隐约知道她的祖上是跟着清朝入关的旗人，在京东一带跑马圈地，占了不少出产水果的山林。她的家庭在当地应该算个大地主了。我妈妈提起“老家”总是充满感情，常跟我们讲过年时在老家吃什么，穿什么，我对中国民间习俗有一点儿温馨的感觉是妈妈给的。直到现在大年初一我一定得穿红衣服，因为这是从小过年妈妈就让穿的。我妈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阶级剥削什么的，弄得我没有“阶级观念”，上小学时写作文还把我姥爷写成劳动模范。我小时候姥爷还活着，和我三舅住在一起，我只记得他穿着长棉袍，不爱说话。他是我唯一见过的祖辈。
我妈妈很小就离开家乡去城里念书，先是在蓟县县城读小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中学。我姥姥做主让家里的女孩子出去念书。我小时候常听我妈妈说起我姥姥，总说她“开明”。我姥姥信佛，心地善良，爱帮助人。她去世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大舅二舅都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我三舅和我母亲不在家乡，当地很多老百姓主动来给她出殡。这又不符合后来的阶级分析思路了。
让女孩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即使不算惊世骇俗，也是需要胆魄的。你看我爷爷，虽然他给儿子们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可是不让我的姑姑们出去读书，只给她们在家里请人教识字和绣花，读的是《女儿经》，学的是“三从四德”。我姑姑们小的时候爷爷还强迫她们裹脚、梳辫子，那时已经是20世纪20年代了。我三姑最有反抗精神，她当着父母的面把辫子剪掉，然后放足。天津是个西化的大城市，我爷爷是个“资产阶级”，可是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还这么守旧，就更显出我姥姥有见识了。其实要是看我姥姥的照片，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农村老太太，自己也裹着小脚。我妈妈却没有缠足，而那个时候在河北农村缠足还十分普遍。有意思的是我姥爷由着我姥姥在这些事情上做主。
我妈妈在北平上学的这一段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上的女二中很难考取。“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抗战她会去学医。当时我正在农村插队，把这话理解成我妈妈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我再琢磨，就想妈妈是遗憾她没去学医吗？她对自己一生走的道路到底怎么看？可惜我永远无法知道了。
我妈妈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据说表现得很勇敢，还挨了军警的刀砍。之后她也参加了“民先”。“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妈妈对和她一起在北平念书的侄女说：“你去结婚，我去抗战。”这倒很像我妈妈的语言，简洁、明快。我妈妈这个侄女是我大舅的女儿，年龄比我妈妈还大一点儿。她管我妈妈叫“老姑”，我管她叫“大表姐”。大表姐后来果然去结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我80年代在美国见到她的时候，她看起来至少比我妈妈年轻十几岁，保养得很好，给我看她们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照片。提起当年，她说：“老姑是优秀青年。”结果我妈妈这个“优秀青年”在抗战中几乎把身体毁掉，瘸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比较我妈妈和大表姐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有说不清楚的感慨。
马：你妈妈在战场上负伤了？
叶：不是，是因为生孩子。我过去确实对人说过我妈妈腿瘸是因为打仗，觉得说“生孩子”不那么光彩。现在我开始明白女人在战争中有多么不易。
我大姐姐出生在1941年初，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当时我爸爸妈妈在山西晋西北兴县的抗战学院工作。我妈妈快临产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鬼子最残酷的大扫荡。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说那次扫荡光在兴县县城日本人就杀死了1000多人，牲口损失、房屋烧毁无数。我妈妈不能留在兴县，得撤到后方去。所谓后方，就是和兴县隔着一道黄河的陕西神木，那边就是陕甘宁边区了，有贺龙120师的部队。我爸爸不可能陪着老婆去生孩子，他得留下来参加反扫荡。我妈妈带着九个月的身孕，一个人上路。
40多天后反扫荡结束，我爸爸过黄河去找我妈妈。当时他心里就有不好的预感。见到我妈时，她躺在一间窑洞的凉炕上，数九严寒，炕洞都结了冰。人还活着，但神志已经不清醒了，说着胡话。因为严重的产褥热，她已经连续发了很多天高烧，头发上的虱子都结成了蛋蛋。我姐姐人瘦得像只小猫，没有母奶，就喝老乡送来的用黑豆磨成的豆浆，我爸爸到了以后没过几天她就死了。我姐姐叫“黑豆”，这名字是出生以前就取好的，因为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很多黑豆。光吃黑豆不消化，总放屁。我在山西插过队，知道黑豆是喂牲口的，人不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