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日本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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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晶孙著；曹亚辉，王华伟
出 版 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 154000版次： 1页数： 203印刷时间： 2008/08/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213375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给日本的遗书，对日本战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影响，时隔五十余年，首次推出中译本。
陶晶孙实际上是与鲁迅有同样意义的作家……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
——（日）伊藤虎丸
一本应该反复阅读的书……这里蕴藏着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时候都充满轻快的幽默和微笑。还没有见过对中日关系的剖析如此深刻并富于教训的文章……真可谓警世的文学，为世上有识者共同瞩目。
——（日）
内容简介
日本战败后的陶晶孙，就任台湾大学医学部教授。一九五○年四月以近乎流亡的形式从台湾来到日本（据说被视为反蒋危险分子）。一九五一年后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同时在多家杂志上发表随笔和短篇。一九五二年二月死于日本。《给日本的遗书》于同年十月出版，主要收集了他在日不到两年间发表的文章。作为战后日本的文明批评论，这本书在日本文化界备受称赞，至六十年代中期多次再版，最后一次再版是一九九五年。
五十年代初的陶晶孙如此评论战后日本，说日本是落第的秀才。“一度放荡后被先生落了第的秀才，被排在了肮脏的殖民地人民的后面。想再次努力上进却说要‘再度优越’，轻视排斥别的学生，又挨先生训斥。最后，先生就根本不许他再次逞强了。”
而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战争，给日本留下了疮痍、寡妇甚至混血儿，这些同样也是日本留给中国的。但中国人并不要和日本人清算什么。日本同意投降近来却又溜开敷衍了（指旧金山和会）。即使如此中国人还是不谴责日本国民。敷衍了讲和，不好意思，就开始说中国的坏，说什么竹制的壁障，实际上是在自己的眼前拉了一条壁障，这就不好了。”
这些话，给战后摸索国家复兴再建的日本人以莫大的冲击和影响。是继续追随欧美，还是回归亚洲，重视和亚洲人的连带？这是日本人至今都还在踌躇不前的课题。在此问题上，陶晶孙以他深厚的学识和横跨中日的理解力，显示了他卓越的先见之明。
所以日本人爱读陶晶孙，日本学者甚至说，中国现代作家给日本影响最大的，除了鲁迅，就是淘晶孙了。郭沫若郁达夫也和陶一样留学日本，接受日本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对日本的影响，就远不及陶。还有，陶晶孙和其日本夫人的恩爱，也是中日婚姻中少见的，特别是和郭沫若对郭安娜的抛弃相比较起来。这也许也是日本人从陶的幽默讽刺中能感觉出日本爱的一个远因。
作者简介
陶晶孙（1897—1952），原名陶炽、陶炽孙，笔名晶明馆主、晶孙等。江苏无锡市人。1906年随父亲去日本。1919年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时与郭沫若结为好友，参与创办同人杂志《Green》。1921年7月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1919年创作的《木樨》和1925年创作的《音乐会小曲》是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一度主编《大众文艺》和《学艺》杂志。1929年加入革命剧团艺术剧社，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联”。30年代起主要从事医疗卫生、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工作，成就卓著。1946年去台湾。1950年离台去日本。陶晶孙在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对医学、天文、建筑更是深有研究，精通日文和德文，有译著行世。
目录
怀念父亲
第一辑
日本见闻录
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收音机音乐模仿
近来的日本
为了中日友好
落第的高材生——日本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
这一年
黄言集
箱根游记——访吴清源
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
住院记——兼论白求恩医生的护理方式
供给中心的小偷——记一位护士的故事
汉文先生的风格
第二辑
留守日记
通勤日记——写给我们怀念的VAN
懦夫日记——悼新城新藏先生
普希金高尔基鲁迅
鲁迅和周作人
往事
藤村杂记——记《文学界》及其介绍者徐祖正
曼殊杂谈
少年时代的回忆
初次乘火车的故事
烹斋杂笔
附录：
回忆父亲陶晶孙/陶易王
战后五十年与《给日本的遗书》/伊藤虎丸
奇人与奇书
——陶晶孙及其《给日本的遗书》/高建国
书摘插图
第一辑
日本见闻录
时隔二十年，我这次又来到了曾经在此间愉快地度过少年时代的日本。
着陆的机场名叫羽田，对于从云端振翅俯冲的情景而言，倒是个满相配的名字。入夜，在整个儿化作一片美丽灯海的东京上空盘旋几圈，那景致确实美丽。我从台湾来。在那里，我吸一种极其廉价的叫做“乐园”的香烟。可是，过后听说，日本才是真正的伊甸乐园。果若如此，那里一定是个有蛇和苹果的所在。说起蛇，我们的宝岛台湾可谓正宗产地，而且我以前还一度在那里研究蛇毒的地方领薪水呢。提到苹果，前些日子，当偷运入境的日本苹果在台北街头亮相时，因为一个苹果竟卖价十元即三百六十日元，我也只是饱一下眼福而已。这次来日本，相识的某夫人家有苹果园，让我饱了口福。
机场的官员都身着时髦制服，下巴光光的。记得原来日本人除了旅馆学校的毕业生，都是蓄胡子的，看来民主日本果然别有风格。往后吾辈若不相当发奋，恐怕他们会不屑与我等为伍了吧。
航空公司的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将我们送至东京。听说走的路叫京滨国道。首先到达的是新宿的中华料理店。店老板说：“往后可不能再叫什么支那啦，否则，会被狠揍一顿的，必须要说中华荞面。”我们暂且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泡了澡，还吃了生鱼片。附近灯火通明，而且年轻姑娘很多。次日早晨起来，才听说那一带是从前的花街柳巷。从前，邀请三宅骥一教授去上海之时，他还问过我：“在贵国，大街上走着的都是未婚女性，上年纪的妇女都不上街吗？”“不是，现如今谁都一样外出。”当时我这样回答。
后来，还去了日比谷的交叉路口。真叫气派！交通警察宛若指挥者一般居中矗立。丁零零零铃声一响，大家便同时迈步。就像鸡妈妈一声呼唤，雏鸡们便一齐跟着走一样。警察走着走着，突然来个90度转弯，戴白色手套的手做出游泳时的跳水之状。接下来便柔软地舞动两条手臂进行指挥。那手姿简直就像小时候看过的京都舞伎的手姿，让我久看不够。果然日本人做什么都很投入，很卖力气，跟英国巡警大不相同。
老早就有日本朋友在我耳边苦诉衣食之事，想必是非常之困窘了。果然，此番一看，中年以上者脸上都没有好颜色。不过，年轻人倒是都红光满面。繁华的街市之上，大多数女性都是装扮得通体亮丽。无疑在下一个时代里又要忘掉祖辈的辛劳。由于忘却了东京大地震的惨痛，才有了东京街道的又一次焚毁。两国一带似乎多了几处纪念堂。在两国附近坐上省电（现在的JR电车），竟然出乎意料地碰到了许多行商。曾经在我们国家也有行商，可是这里的比起我们国家的要利落得多。看到行商不由得让我舒了一口气，而且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与贫穷为友，而日本却在掩盖贫穷。
我的知己都从心底欢迎我的到来。我几次三番地被款待以上等料理。决非我攀上了富贵知己，也并非我本人富有。大学教授清贫度日，中国更在日本之先。故而为我接风的人在为我破费了一番之后，都不得不缩减了生活费。我想要拜访的前辈已大为折损，让我备感凄凉，不过，好在几个相知的文人朋友尚健在。
到街上转了转。漂亮的广告、德文法文、书籍广告、在电车上用功的青年手中捧着的内容高深的书、音乐、打字、英语、商务、女士礼服制作、烹调、文化，均有了惊人的进步。从前为吾等所专有的知识普及到了一般民众中。真是文化和知识的泛滥。不过，另一方面，我想，“真理为众人所求”，在日本着实见了成效。我在孩提时代，到过御茶水，当时有开往板桥的铁道马车。现在有高级的公共汽车开往板桥。当年夏目漱石正在写猫，如今御茶水站有着查泰莱的广告。昔日藤村操跳人了华严瀑布，现如今已不再有无缘无故的情死，最多见的是为生活所迫，就是说幽默与忧郁同时消逝了。
走在东京的街上着实不易。以往在中国，我可以在人流或车流之间巧妙穿行。可是在日本，要看左，看右，看警察。着陆后的第三天，在一条不甚繁华的大街上，碰巧一个貌似中国留学生的女学生横穿马路，我也跟在后面横穿过去了。因为走到一半来汽车了，于是就在马路中间往前走了几米，然后穿将过去。结果，到了路边，就听见后边有人叫站住。回头一看是警察。不知有何贵干，也不知叫我们俩哪一个，总之不像是叫我。可是，由于我动作迟缓，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对方说了一句：“你也来吧！”于是我也跟着去了交通岗。我说我是外国人，又是初来乍到，由于对方态度和善，我便极力辩解。因此，“怎么能走马路中间呢？”这句话刚到嘴边儿，就给警察咽了回去。我出示了护照，什么着陆日本刚第三天，不熟悉交通规则，本人是个善良的绅士，对日本抱有好感，在国内人车都是右侧通行，所以不知道汽车会从左侧冒出来等等，讲了一大通。他的兴趣在我钱包里装着的美元代用券，不分倒正地拿在手里问是否什么都能买，语气里充满了羡慕。出得交通岗时，女学生已经不见了踪影。结果没有赶上省线。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警察喊的只是那个女学生而不是我。一定是碰巧另有一个老头儿回过头来自愿上钩，无奈才把这个家伙也带走了。可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老头儿，而且如果有本国人相跟着的话会很麻烦，所以才轻易释放的吧。这就同久米正雄先生的情形一样。一次他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走，本来警察喊“请你来一下”，明显是叫那位女士，结果连久米先生也大模大样地跟着去了。在愚钝这一点上，我们真是相似。这种时候，似乎扔下女士闪身逃掉最为明智。我读过捕吏及其手下捉弄人的言辞，那种刁蛮劲儿能把人折磨死。而且他们还是虐待狂。到了明治时代，我小时候那会儿，更是一说“叫警察来啦”，小孩儿就不敢再哭了。谁家有块粗玉，也要拿到派出所请警察老爷过目。因此，虽然到了民主警察时期，也难免偶尔现出恶习来。广濑氏描述说，民族心理不仅体现着现世祖先的思想，也萦绕着故去先祖的亡灵。不过，日本人适应得也快。所以我这次本以为别无大碍，在吴服桥横穿了马路，结果看来还是犯了错误。两个警察耐心地指点我，说有一些带金珠的路，应该从那里穿行。同上海的警察完全是一样的态度。如果操之过急地热情行事，每天在外面忍气吞声的话，警察们怕也难免回到家里拿别人撒气吧。故而民主警察的热情也必须慢慢加以培养。一次过检票口时．走在我前面的人不小心出示了月票的背面，只听见检票员出言不逊道：“竟然给我看背面，这个混账！”要是能提高他们的待遇，免去他们的生活之忧，想必这些方面也会大为改观的。
从上野乘上一辆地板清扫得于干净净的火车向北行进。关东平原的北部与武藏野不同，是平坦的平原区，俨然到了中国内地。树木增多了。进入福岛的高原地带，随处可见挺拔俊秀的杉树林；同昔日相比似乎水田多了许多。不久，我在一个东北的小镇落了脚。一到傍晚就会闻到泥炭的气味。我所在的大学安然如故，可是恩师的家已被焚毁。当地人不赶时髦，让我备感亲切。在大学由于一老友卧病于研究室，终因不忍离去而在那里耽搁了一些时日，致使此行没能探望身在盛冈的恩师。从东北紧接着又西下。前往故地重游之时，囊中已感羞涩，因此收到几张就餐券也足以令我欣喜。后来在银阁附近的一户人家做了几天客。当家的在大阪做事，女主人在家兼营服装店和面包房，从一清早开始就奔走于厨房和店铺之间。我只是坐在脚炉旁，也帮不上手。或是同她上小学的儿子和女儿说说话，或是放上备好的砂糖喝喝咖啡。本来我是受一名门之子——如今身在台湾的青年学者之托，来向他在战争期间于落寞中结识的这位年轻的“阿姨”道谢的，可是没想到自己又成了被照顾的对象。阿姨很担心年轻人的生活。我讲了各种亚热带的风情给她听。什么亚热带空气清爽，土地上覆盖着嫩草，没有毒蛇，星星点点的小花常年开放，还有紫色的藤架般的蔓草，草丛中夹杂着像大树一样的羊齿；天空秋日般澄澈，穿得很少也会微微发汗；走在街上或者山路之上，可以摘一片草叶轻轻吹响；肚子饿的时候吃上十来个香蕉，如果觉得不雅观可以喝杯橄榄茶；最后加上一句，鸭川的情侣太缺乏情趣，敢保阿姨去到那里也会再燃激情。日本光知道从台湾进口砂糖和香蕉，连文人墨客也忘了传递亚热带的激情。近来对台湾土著姑娘，已经将她们与日丸旗一同忘掉了，而是播放起亚利桑那州的仙人掌姑娘来了。其实，没必要因为现在失去了这个殖民地，就对它的一切兴味索然。还望从睦邻友好的角度考虑，兴趣不减地做好服务。而且就中国而言，主张以胜利者身份从日本身上大发其财的团体也不会再活跃多久了。孙中山曾说要与“以平等待我者”友好相处。
我还不很了解战后派。并非没有印象中的战后派博士，因为牵涉到个人攻击，而且又有诋毁日本人之嫌，若不先将该赞赏的都赞罢了之后再谈此事，在日中友好方面是有害的。故而现在还不能谈。还是待时机成熟之时再留下几笔吧。
原载日本《文艺》杂志1951年3月号
居住在日本的快乐
——收音机•音乐•模仿
我们到了日本，暂居亲戚家中。
上房不时传来收音机的声响。收音机异常高级，人的说话声听起来就像真人一样。这家里的儿媳妇擅长音乐，从那台收音机里总是流淌出西洋音乐的旋律。
一日，久违的（小野）忍先生来访，于是将亲戚家的儿媳妇引见给他，因为那媳妇钢琴弹得出奇的好，得到了忍先生的一番赞美。接着这个茬儿，忍先生想起我会弹钢琴的事，并且随口说了出来，我不禁毛骨悚然，有如前科败露一般。我本不想说，可是出于无奈只好辩白几句。
“我的确也练过钢琴，不过说起来真是愚蠢至极——在日本，那会儿姑娘出阁前一般要学一学插花或者厨艺什么的，于是找个师傅，上门学艺。师傅呢必定是一步一步地悉心指导，力求让你学成、学精。这样，客人来了，就会扯起小姐钢琴弹得好之类的话题，于是忸怩客套一阵之后弹奏一曲，客人耐着性子听完，赞美一番。大致是这么个程序。
“然而，当我在日本念完中学回到上海时，有件事情很让我吃了一惊。那时我结识了一位比我稍微年轻一点儿的青年，此人是一个天主教徒，每逢星期天，从一清早就开始为弥撒仪式弹奏风琴。一天他闲来无事，带我去了他的家里，他的房间里很随意地放着一架钢琴。他说我新换了架钢琴，说着随手放下谱子，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可是弹得不怎么样。然后他对我说：‘你弹两下，试试我这钢琴。’于是我便弹了一曲，弹得比他好得多，因为我在日本得到过老师的再三纠正。他并不夸奖我，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不一会儿就见了真假。说起来是这么回事，见那儿放着一首短曲的谱子，于是我取下弹了几下。他一时兴起跟着哼唱起来，声音沙哑，可是非常愉快。突然我按错了一个什么键，‘怎么搞的，那该是个短调吧？’他叫道。我一下子愕然了。——原来我弹的钢琴，只是机械模仿。
“自打那一天，我就懒得碰钢琴了。如今想来，我跟着一个好老师，每天辛辛苦苦，花了十年工夫，不断进级，什么艰涩难弹的练习曲呀，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呀，等等，都很卖力地去练，力求弹得跟老师一样好，那可能就是当时音乐学习的模式吧。机械模仿就好比在毕业仪式上读老师给写的致词一样，不是跳行，就是读错汉字，而自己讲话时是绝不会有这种事的。日本人绝不会用错日语的助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试着弹了一下儿子所弹的简单的乐谱，如《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之类，才第一次体会到了抚弄音乐的惬意。如今日本的音乐教育也进步了，想必不会再有那样的情况了。不过也不好说。总而言之，喜好模仿艺人并喜欢故弄玄虚，这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性。”
我说完，忍先生说真有意思。“那我索性再补充几句吧。”就这样，我又接着讲了起来。
“那个天主教朋友在我临走前，跟我说，你还没有钢琴吗？我的刚好卖掉了，用不着两架的，不然就借给你了。没事，等我物色到谁家有闲着不用的借来就是了，没有还是不方便啊。我对这一点也颇感惊讶。在日本没有人会这样讲话。他们对待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名贵乐器，总要像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稀罕得什么似的。本来婆家已经置备好钢琴，新娘子还要带来自己用熟了的，所以在那间上房里有三架钢琴、两把小提琴。”听我这样一说，忍先生笑了。
住上一段时间之后，我对收音机里播放的名曲，除了能详细清楚地说出是谁作的曲、第几号作品、谁指挥的、什么交响乐团演奏的（其实是唱片的重播）之外，对于B小调和G小调，不管听多少遍都能分辨得毫厘不爽。而我已经找不到音乐的感觉了。这时，我们搬到了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结果女儿感到冷清，吵着要听收音机，我想找个最便宜的应付一下，可是却没有那个闲钱。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大学时的同窗、现在当局长的一位朋友家去叙旧。在我们讲述了彼此十年来的辛苦经历之后，他突然想起来，问道：“你有收音机吗？没有啊，那从我这儿拿一个去吧。”
第二天收音机就送来了，喇叭的音质优秀得没话说。我回来还没等进屋，就听见有人说话，还以为是来客人了呢，结果进屋才知道是收音机的喇叭在讲话。女儿很欢喜。我又开始听起模仿品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