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学术访谈—实说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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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继愈，杨振宁等访谈；许进安采访；王仁宇整理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0-1字数：版次： 1页数： 322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30114067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这里记录的23位学者关于冯友兰先生的谈话。他们大多是冯先生在三个时期（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真实看法，有见识而客观，有情感而公正，没有道听途说，不是人云亦云。这本书告诉我们一段历史。
目录
任继愈
杨振宁
汪子嵩
郑敏
张世英
黄楠森
张友仁
许渊冲
闻立雕
陈氏民
资中筠
羊涤生
胡显章
钟肇鹏
蒙培元
王庆淑
余敦康
牟钟鉴
李中华
陈来
陈战国
单纯
郭建荣
后记
书摘插图
任继愈
记者：您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哪些方面？任继愈：冯友兰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他的影响力也主要在这一个方面。在胡适以前钟泰曾经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史》。但他那哲学史其实只是材料的堆积，严格地讲那不算是一个哲学史。真正的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系统地来讲中国哲学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史。他的“新”首先新在材料取舍的客观上，对于那些没有文字只是传说的东西弃而不用，哲学史从老子开始。当时冯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老师讲中国哲学史是从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讲起，讲了半年了还没有讲到周公。司三皇五帝只是传说，夏朝还没有文字，哪里会有哲学史呢？“五四”时代就是怀疑这些东西，那时被称为“疑古时代”。虽然后来觉得当时走得有点过头了，人们又反对它。但“五四”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把过去信以为真的东西给重新审视一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撇开三代不讲，直接从老子讲起，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合拍的。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序时说它具有“扼要的手段”，就是指这一点说的。
但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始终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就没有了下文。第一个用现代方法写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是冯先生。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卷，1935年又出版了下卷。它的开创性价值首先是在这里。同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抱着他从美国学来的实用主义的成见写的，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虽然用了现代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但没有抱什么成见。这是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另一个开创性的地方。
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再一个开创性的地方就是它对哲学史的分期。冯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在前，经学时代在后，其界线就是秦汉的统一和“百家争鸣”的结束。这个分法很有道理。秦汉的统一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大事，就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件大事情。中国历史就是从此走上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道路。它的“大一统”的观念和传统更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而汉代在很多地方，确实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研究中国哲学史不能无视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不同，不能忽视中国历史的这种特征。所以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这种分期是很有价值的。
记者：冯先生研究哲学史是从哪里切入的？
任继愈：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切人点是社会思想和社会意识。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就是以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为标准的，他那时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知道什么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他是从秦汉统一后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对中国历史长久持续的影响来考察中国哲学史的。这一传统直到现在还强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民族，左右着我们的国家，成为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纽带。
记者：冯先生的爱国表现在哪些方面？
任继愈：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先生的爱国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但他对中国的爱也不止于对文化的爱，因为有很多外国人也喜欢中国文化。他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爱与他血肉相连的同胞，爱和他休戚相关的国家。《三松堂自序》有回忆，四八年北平面临解放，他不愿留居美国，毅然回国。
冯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强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建国后更是如此。冯先生是在建国后遭到批判最多的一个哲学家，可他一直没有为此而背什么思想包袱，总是自觉地投身于各种活动之中，以期和新中国打成一片。即使在“文革”期间，他遭到严重的批判和迫害，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时候，他就十分高兴，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伟绩。到了晚年，他的爱国心是老而弥笃，支撑他以95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就是这种爱国心和文化使命感。后来他把自己的这种爱国心和文化使命感概括为“阐旧邦以辅新命”。旧中国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还要向前发展，就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记者：在哲学上冯先生这句话是怎样落实的？
任继愈：在哲学上，建国前他主要是接着“程朱理学”讲，创立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建国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时很多老先生如汤用彤、贺麟、金岳霖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这是爱国主义在起作用。
记者：冯先生做学问有什么特点？
任继愈：冯先生读书学习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熬夜。他说他从20岁时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学习是学习，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抗战开始时，冯先生在衡山写《新理学》，还在写《诸子哲学讲义》，工作十分繁忙，人开玩笑说他像一架写作机器。据与他同住一室的康德研究专家郑昕讲，就是在那个时候，冯先生也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照作息时间工作：早上不上课时就写书，中午休息，下午接着写，晚饭后再写段时间就按时休息，从来没有熬夜加班。他这一良好的习惯坚持了一辈子，确实不容易。
记者：为什么说冯先生是吸收各家之长，能容纳多元思维的哲学家？
任继愈：这也只是一种说法，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的。比方说冯先生对佛教和道教就没有吸收多少。儒、道、释三教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更不用说九流了。冯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关于佛教的那一章，他自己就不满意，道家也基本上没有提到。当然了，冯先生是哲学家，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确实继承了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尤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要海纳百川，一方面是要百家争鸣。冯先生的哲学自成一家，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产生的。西南联大当时就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是在同一个院系里，教授们经常争论，经常做演讲发表自己的观点。那时冯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维也纳学派的洪谦先生等，他们都自成一家，经常辩论，学术气氛非常浓厚、非常活跃。这种争论催促思想的形成，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冯先生的思想是在这种争论中产生出来的，是他自己闯出来的，而不是在保护下产生出来的。
记者：您当时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先生讲课，对他有什么印象？
任继愈：听过冯先生讲课，给我的印象是他讲课特别有条理。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很清晰。讲课时他慢条斯理，要是记笔记记得快，能跟上他讲的话，那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冯先生讲课，没有废话。这很不容易。冯先生晚年写书，他自己眼睛坏了，看不见了，完全是靠口授，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念给他听，再修改一下就好了，基本上出口成章。人们说一个人有才，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马可待”来形容。说汉代枚乘写《七发》和唐朝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当场出口成章写成的，被传为千古佳话。但那只不过是一篇文章，冯先生晚年是出口成章地写下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这些书都是传世之作。
记者：都说冯先生有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他善于把复杂的事物说简单，您给举个例子。
任继愈：是这样的。比如说讲名家公孙龙和惠施学说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能把它们讲清楚，更没有讲清二者的区别。冯先生就把公孙龙的学说概括为“离坚白”，把惠施的学说归结为“合同异”，很简单的三个字，就把他们的思想讲明白了，区别也讲清楚了。
记者：冯先生讲话非常有趣、有幽默感，是吧？
任继愈：曾在哲学年会的一场学术报告中，他讲的是朱熹哲学。他说世上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就是原则、是形式、是结构，“气”是物质、是质料、是材料。比如说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这是“气”。做茶杯就是根据茶杯的形状把陶泥做成茶杯。物质在英文中又称为“材料”（stuff）。冯先生把“材料”音译成“士大夫”，说可见“士大夫”并不是无用，还够个料。后来的哲学会上冯先生有个报告，他在谈到朱熹哲学的“理”跟“气”的问题时，就索性把“气”叫做“士大夫”。
记者：冯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写了《贞元六书》，您知道这个情况吗？
任继愈：《贞元六书》有一部分是在学术报告会上讲过的。比如说《新知言》里讲禅宗的“负方法”就是最先在学术报告会上讲的，后来才被收进书里的。西南联大的好处是在于它的学术空气特别浓厚，每个礼拜都有几次学术报告会，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等众多领域。冯先生讲了很多次，其他的如汤用彤先生的《言意之辩》与贺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最早也是在学术报告会上讲的。
记者：冯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任继愈：冯先生教育学生的方法比较特别有趣。他说读大学是以自学为主；当研究生就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游不过去，中途就沉下去。有人把你捞上来，说明你没有走完你应该走的路。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你把着手教，那是教不出人才来的。冯先生这些清华人说，清华大学的原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了你就是学术界的头，败了就什么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在今天说很有启发。今天就没有自学的时间给你，现在这功课满满的，特别是中学生更是这样子，哪有自学的时间，大学基本上也是这个样子。
记者：在蒙自的时候，您还记得冯先生还有哪些经历吗？
任继愈：西南联大刚迁到昆明的时候，校舍很紧张，文学院就在蒙自租房子住下。一次聚会请冯先生讲话，他说我们目前的抗战是十分艰苦的，但等打败日本以后，我们就是头等的强国了。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是篇很有名的文章，冯先生那时坚定的信念就写在碑文里面了。
记者：在昆明的时候，冯先生住的地方距离学校远不远？
任继愈：冯先生开始住的地方距离学校还比较近，后来为躲避空袭就搬到郊区住，那里距离学校比较远。当时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来往全靠步行。冯先生和闻一多他们就是靠步行来往学校上课的。为了节省时间，有时他们就住在学校。
记者：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您觉得还有哪些特别值得介绍的？
任继愈：西南联大时，老师和老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都能够相互尊重。这一点很值得学习。卞之琳教授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虽然没有留过学，可是他翻译莎士比亚，比那些留过学的翻译得还好。他和何其芳、李广田组织了个诗社。他去过延安，可因为不习惯那种生活，于是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让他照常教书。要是到后来的极“左”时期，一定说他是个逃兵甚至是叛徒，不会让他教书的。西南联大就有这样的传统，不同信仰的人可以相互尊重和共处。在一个大门里面，两边都有壁报，一个是左派人办的，另一个是右派人办的，大家各办各的，互相并不干涉。又如冯先生对各党派学生一视同仁，他的学生冯契是共产党员。冯契毕业后一时没有着落，冯先生给他找工作。贺麟是国民党员，他是我的导师，对我就很好。但他并没有动员我加入国民党，对这些事情他是只字不提，我也不提。讲学问就是讲学问，跟政治没关系。冯先生也是这样，他不跟学生讲政治。
记者：冯先生提出的“人生境界说”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任继愈：人要有点理想、有个境界，不能只顾眼前这一点。有一次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家图书馆求职。他一开口不问工作只问待遇，并且说月薪不能低于两千元。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时每月家里就给他两千元，现在毕业了，不能再向家里要钱，所以月薪最低得两千元。我们念书的时候可没有这样想，我们只想着毕业后怎么去把日本鬼子给赶走，并且让国家富强起来。
记者：冯先生是怎样介绍他的“人生境界说”的？
任继愈：冯先生说人生境界是建立在“觉解”之上的。他说，随着你认识的深入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提高了，境界就自然不同了。比方说做好事，有人是为了荣誉去做，这是一种境界；有人是为了正义去做，这是一种境界；还有的是觉得这样做了，心里就感到坦然和自由，这又是一种境界。
记者：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
任继愈：冯先生的哲学主要是继往开来。冯先生接着“程朱理学”，会通西方的新实在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熔铸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是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推倒了重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记者：建国后，冯先生的思想有哪些转变？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任继愈：冯先生在建国后思想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外在环境变了，他也只有被动地跟着变。当时是共产党号召、政府规定人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接受思想改造。从事哲学研究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员，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冯先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只有跟着转变自己的思想。
杨振宁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什么时候，他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杨振宁：我第一次见到冯友兰先生是在1929年。那一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我们一家搬到清华园来，当时我七岁。冯先生是早我们一年到清华大学当教授的，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当时清华的教师不多，所以经常见到他。他的长子叫冯钟辽，是我的小学同学，比我低了三个年级，当时常在一起玩。后来我们都去了美国，有段时间我住在普林斯顿，也就经常见面。冯先生的小女儿叫冯钟璞，笔名宗璞，我就更熟了。1944到1945年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书，宗璞是我一个班里的学生。所以我跟冯先生一家，都很熟悉，有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冯先生是哲学家，我不是念哲学的，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不过，冯先生的演讲非常有名，我曾经慕名去听过他的演讲。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口吃。口吃的人通常演讲不容易成功，可是我听了冯先生的演讲以后，觉得冯先生把他口吃转化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演讲办法。就是在口吃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后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往往是简要而精辟，影响就很大。所以我认为，很多人喜欢听冯先生演讲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口吃这种缺点转化为长处。近几年来，我不止一遍地看冯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这部自传写得非常好。我在很多场合讲我非常欣赏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表达的文化使命感，他把这种使命概括为“旧邦新命”。我想这四个字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深刻，它把中华民族的老历史和新发展的长远意义讲出来了。他说的“旧邦”是指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发达，“新命”是中国的现代化，“旧邦新命”是指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了近代的坎坷和屈辱，现在遇到新的机遇，焕发新的活力，向现代化时代迈进。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欣赏“旧邦新命”这个说法。
记者：杨先生，还有那封信的事，请您给我们讲讲。
杨振宁：那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建国前夕，冯先生给他在美国的儿子冯钟辽写了封信。在信里他提到了我。这封信后来不知道怎么被人拿到旧货摊上卖，被台湾一个历史学家看见了，他就买了。后来他把信的复印件寄给我，我才知道冯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还特别提到了我。他知道他朋友杨武之有一个儿子，当时在美国念书，念得很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