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飞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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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韫如著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9-1字数： 300000版次： 1页数： 434印刷时间： 2005/09/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402148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赵韫如是我国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早在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因演慈禧太后（《清宫外史》）一角而一举成名。抗战胜利以后，她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专攻戏剧表演，并饰演蝴蝶夫人等角色。建国后，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创造了魏太妃（《虎符》）、孙美人（《王昭君》）等重要形象，博得好评。除演戏外，她还从事研究，并写了不少精彩的表演艺术评论文章。
本书详细叙述了她曲折、坎坷，而又多彩的人生道路；也是她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的真实记录。书中也有不少篇幅叙述她学习欧美世界级影星和我国艺术家表演的心得体会。
目录
序——记赵韫如学长和这本书
A篇 台上台下六十年
1.童年的戏剧之缘
2.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活
3.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观望
4.在战火中投入戏剧的怀抱
5.从课堂走向舞台艺术实践
6.在大师荟萃的江安学表演
7.在话剧黄金时代的演剧生活
8.去大洋彼岸寻求新的戏剧世界
9.在美丽的耶鲁大学深造
10.风波骤起
11.在耶鲁主演《蝴蝶夫人》
12.考入演员研究所
13.和老舍先生的情谊
14.珍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
15.心系祖国
16.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
17.周总理和邓大姐对我们的关爱
18.初登北京人艺的艺术殿堂
19.饰演仙女露珠
20.魏太妃的创造
21.1958-1959年的演出
22.60年代的演剧生活
23.创造辉煌艺术殿堂的朋友们
24.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
25.重返舞台全身心投入“孙美人”
26.再去美国
27.再演《蝴蝶夫人》
28.真情动人
29.我的婚姻
30.结语
B篇 戏剧节奏漫谈
1.为何要谈起“节奏”这个话题
2.节奏概谈
3.表演节奏
4.节奏与创造典型形象
5.表演节奏与导演节奏是不同的
6.戏剧演出的整体节奏
7.初学表演与演员的修养
C篇 演剧经验谈
微薄的贡献
我演卞后
雪的联想
理解和技巧
朗诵漫笔
诗朗诵的甘苦
D篇 表演艺术评论
舒绣文演虎妞
默契
试评张瑞芳的表演艺术
十几分钟背后的巨大劳动
语言、形体与心理动作的有机联系
谈吴琼花的形象创造
旧时代的葬歌
E篇散文
忆故人江村
琴
方碗
附：出人意外与耐人回味
赵韫如在美国
媒体评论
八十年代，我的老友曾赠我一首诗，它表达了我一生经历和感受，其中，“萍寄江海任云归”；“蹭蹬一世迎风飞”两句尤为真切：尽管我曾飘泊于世界的大泣，但我永远怀念祖国的江海；尽管我历经麿难和挫折，但我仍尽力奋飞。
回首往事，这一切会如风、如梦一般而来……
——赵韫如
书摘插图
A篇 台上台下六十年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即将85岁了。在21世纪之初，回顾我的艺术生涯，感到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很多很好的朋友，不该走的都走得太早了，而我在耄耋之年，还能完成这个心愿，把我所知的写出来，能够拿出来“抛砖”。所以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有一个意愿，就是回顾我们当年的戏剧理想，看看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对于中国戏剧的今天和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很多话想说，有很多很多的建议。
总的说来，在今天，我看到了我们近百年的中国戏剧发展到现阶段，所具有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感觉到，我们在“十年浩劫”中所丢失的某些东西，又逐渐找回来了，而且又有些新的血液补充进来，这使我对我们中国戏剧的未来依然充满希望。我们中国的戏剧，是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有坎坷和曲折，我也不例外。生命当中总有一些遗憾，但对于从事戏剧表演事业我是矢志不悔的。今天，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我想谈一谈我这一生不断学习的经历，甚至我把现在这个简短的回顾，也当作是又一次学习。就此来说，能够学习到老，我依然是幸运的。
1.童年的戏剧之缘
我的家乡在过去江苏常州和宜兴的交界处，叫漕桥镇，现在已经属于武进县了。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家乡小桥流水，是个鱼米之乡。虽然镇上只有一条街，又短又窄，可是却有三座桥：一座大桥、一座小桥，还有一座就是我家旁边的严家桥。河之北属于常州，孙家是当地的大家族；而河之南属于宜兴，有我们赵家。
我父亲名赵彦堂，字仕美，在同胞三兄弟中行三，人称“三先生”。镇上素来尊重知识，年轻人多半是出去读书的。父亲在北京攻读法学。毕业后，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我5岁时，因为祖父去世，家里催促他赶紧回来。他回来后就没有再去日本，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省常中”）教英文，半年后到了吴淞海关。父亲每月的薪金有80块大洋。那时我们家的阿姨的月钱只有3块大洋，已经能养家（饣胡）口了，算起来父亲的工资在当时是很高的，所以他花起钱来往往不太在乎，而且非常乐于助人。
父亲又是一个很爱美，很喜欢戏，很重感情的人。他读书时，收集了很多很多唱片，像四大名旦的，须生如言菊朋、余叔岩他们的都有。我记得他最喜欢的是余叔岩、杨小楼和程砚秋。在我们家乡过去有一种摇着船，四处去唱滩簧、京戏讨生活的草台戏班，他们每次到了镇上都要问：“赵家三先生在不在家？”一问三先生在，大家就都上了岸，在空旷的地方搭起戏台来，欢欢喜喜地唱几天；如果不在，他们甚至都不上岸，到别的码头去了。因为但凡出来巡回演出的剧团都比较清苦，而父亲爱戏和慷慨的名声早已远扬，这一带唱戏的人都知道，只要他在家，戏班来了就供给吃、住的费用，因此他们都愿意趁三先生在的时候来。每次虽然只有几天的功夫，但是镇上就会变得非常热闹，像是狂欢的节日。我还记得那时我常常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戏。戏班一般都自带戏装，演员们唱得还是不错的。有个女演员叫董韵秋，曾到我们家来过，她是个女须生，但长得很好看，唱得也不错。
我是家中的独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面读书、工作，很少时间回来，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但他在的时候我总觉得特别幸福。他从来不催促我做功课，也不用各种规矩约束我，还经常把我抱在膝头教我唱京剧。父亲有时还会拉拉胡琴，给我看他在外面演出时的相片，好像有一张是他演《（李陵碑》的，还挂着白胡子。客人和朋友到家里来，能看到他5岁的小不点儿唱《平贵回窑》的折子戏的相片，这是令父亲很骄傲的事。父亲教我的戏不少，至今我还记得（（搜孤救孤》的唱段。
我的母亲姓谢，名慧中，号秀。她是宜兴第一所女校的第一个学生，进校之前一直在家里念私塾，四书五经都念过，数学也很好，上学之后老跳级。可是没念几年书，就听从家里的安排，退学结婚了。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母亲也就十七八岁，比父亲大一岁。1920年2月8日我出生时，父亲还只有18岁。
母亲深受外婆的影响，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否则像她这样的教育程度，不会那么早就结婚，过着传统的大家庭生活。外公早逝，外婆是二房，因此她们母女俩算是大家庭里的穷户，但还得摆着场面，该怎样就怎样。外婆的针线活做得很好，承担了全家人服装上的开销。母亲也就早早学会了这些手艺，她陪嫁时带来好几箱子自己亲手绣的、织的给全家人的毛衣裤、手套、围巾，都是一套一套的，甚至还包括给未来的“我”的。我小时候没事还经常翻她的箱子玩，想拿出来试试，但母亲不允许，要等到穿的时候才拿出来。结果到后来，有的东西还没有穿过几次，日本鬼子就来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全都没有留下。
母亲知书达理又能干，为人却很低调。婆婆、公公都很喜欢她，但妯娌们就不大高兴，可她做事却总能稳稳妥妥的，让别人挑不出她的毛病。母亲不但对家里人很好，对外人也很宽厚。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家里的佃农们对她也很好，常来给她送些自己种的瓜果。
我们家算得上是小镇上的知识分子家庭。我记得那时家里有一屋子的书，法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中文的，还有好多线装书。像那种楼房窗户上有玻璃、有绿纱，又有百叶窗的，当时在镇上可能独有我们家。有一次，母亲把荸荠穿起来挂在窗上风干，外面有个小孩子看见了想吃，就拿小石头丢，想把荸荠砸下来，结果小石头却被绿纱弹了回去。母亲看见笑了，说你不要丢了，我送给你吃。
母亲在周围的人缘是很好的，相比之下，我们家的阿姨李妈似乎就比较“霸道”，每次有人来家里借东西，母亲还没开口，她就说“不借不借！”。别人都说，借东西要趁三师母在家，李妈不在时再来。其实那是因为父亲老不在家，母亲身体也不太好，阿姨就像对自己家一样，尽心地护着这个家，怕母亲心眼太好，东西借出去还不回来。她对我也是很好的。
我常常记得那样的夏夜，等吃完晚饭，做完一天的事后，妈妈就来给我和邻居家的孩子讲故事。风徐徐地吹着，星星亮晶晶的，不时传来远处的蛙鸣。妈妈坐在院子里，周围是一大群孩子。她讲“岳母刺字”、“王祥卧冰”……等我们再大点，就讲《聊斋》、《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中的故事。特别是讲《聊斋》的时候，孩子们又想知道下文，又有点怕。妈妈那时抽的是水烟，她一到关键时刻，就先“咕噜噜咕噜噜”抽起烟来，孩子们急得直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妈妈这才再讲下去。妈妈的故事，给童年的我带来了那么多的欢娱，那些故事，尤其是“岳母刺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我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母亲姓谢，而东晋有个著名女诗人叫谢道韫，父亲非常喜欢她，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希望我长大了能像她一样。
我没有兄弟姐妹，小时候最喜欢热闹，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口，看见路过的就叫人家。碰见年纪大的男人就叫他“老爷”，是年轻女人就叫“阿姨”，要是白头发老太太就喊她“婆婆”。有时候小朋友来家里玩，我总希望人家多玩一会儿，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给人家吃，什么东西也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玩，就是想给自己找个伴儿。小朋友要走的时候，我总是找出各种借口让她留下来，“你要走的话就别再来了”，“你别走了，你就住在这儿”……母亲看到了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如果到别人家去不回来，妈妈是会很担心的，那你不让小朋友回家，她的妈妈不也一样担心吗？”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放小朋友走。
我6岁上学，功课上一直是语文比较好，唱歌、跳舞都是甲，别的成绩则平平。因为自己的听力比较好，音听得准，嘴巴也跟得快，所以学唱歌时，老师经常说，“怎么赵韫如拍子那么准，你们就不行？”那时候唱的童谣现在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句“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了？”还唱得出口。
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个16岁的女同学喜欢上了某位老师，想给他写封信表达感情。可能她觉得我的字写得比她好，文笔也比她好，就口述让我执笔。没想到一不小心，让父亲发现了这封“情书”。父亲非常痛心，连声说“毁了，我们这个女儿毁了，才多大呀，就知道写情书了。”忙去找母亲。母亲就来问我。我说是那不是我的，是我代别人写的，但她怎么也不相信。没办法，我只得把那个同学供了出来，说她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我记得外婆家有六进的房子，很宽敞。外公死得早，我没有见过，但见过太舅婆。她有六个子女，到做寿的时候真是子孙满堂，大家都来献寿礼。小时候我最喜欢这一天，我们可以去串门儿玩。她家有很大的花园，还有长长的回廊，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花。小不点的我从大门走到花园要走很久。
父母对我的家教，有一点很好，就是虽然我是独女，但他们从来不娇惯我，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在吃饭，我也上桌了。大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兴起了，就把筷子“啪”地往桌子上一放，我觉得很好玩就也学着那么狠狠地一放。要知道，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能上桌和大人们一起吃饭，已经很不得了，而我这样做，打扰了大人们的谈话，父亲认为我很没礼貌，板起脸来教训我，但我小时候性子很犟，不但不听他训，还使性子。父亲叫我认错，我偏不认，其实心里已经知道错了，但嘴巴上就是不服。见我这样，父亲气坏了，把我拿起来就往阁楼上的米房里一放，关上了门，让我想想自己做错了没有。米房里黑漆漆的好吓人，我顿时哇哇大哭，母亲很心疼，就把我给放了出来。还有一次，我有个堂姐，她自己也是小孩儿呢，抱着我，顺手就把鼻涕痂抹到了我衣服上。母亲看见了，虽然不好说什么，但事后她告诫我：“这种事情咱们绝对不做，不应该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
母亲虽然是这么贤慧的一个妻子，但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慢慢地，本来很好的夫妻感情开始疏远了，后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这些，母亲心里都清楚，但是为了这个家，她什么都没有抱怨，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因此，母亲后来的生活一直比较孤寂。母亲为了守护这个家的房产，不肯离开这个家。一直到了1937年，因为抗战逃难，母亲才不得不从家里逃了出来。战争，虽然给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但却使母亲得以从那个压抑了她很久的家庭里走了出来，对母亲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自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爱戏，爱舞台表演，得益于父亲的影响。父亲爱京戏，自己爱唱，也爱教我。小时候他常带着我去看戏，慢慢地就养成了我这种习惯。等我长大后，每当有戏曲剧团来演出，不管是苏滩还是越剧，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前去观看。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上海看戏，是周信芳先生在天蟾舞台演出的《封神榜》。周先生的艺名叫“麒麟童”，这是从他原来的艺名“七龄童”“七灵童”（意思是7岁就能上台演出的神童）的音变来的。那时我也就四五岁，个头儿只有前排的椅背那么高，经常是钻在两张椅子中间的缝隙那儿看，要么就坐到爸、妈的身上去。我看见麒麟童扮演的“姜太公”挑的担子翻了，里面明明是空的，可就见他在身上拍啊拍的，好像他挑的是面粉，不知为什么我们大家竟然都觉得直呛得慌。姜太公一边喘着气儿，一边抬起头来。这时所有人都听见有鸟叫，可是鸟在哪里呢？突然姜太公“看见”了一只鸟。他的眼睛望着空中，目光随着“鸟几”的飞行移去，不知不觉，我也就追随着他的眼神找鸟去了，从爸爸妈妈的旁边跑到了别人的位置上。妈妈赶紧把我拉回来，直跟别人说对不起。那次的演出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印象太深刻了。等我长大学了表演后，再回想当年周先生的眼睛，如此传神，如此真实，使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而且也对我后来的表演有了深刻的影响。
2.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活
我的中学起初是在常州凯乐女中读的。我记得当时有两位老师是兄弟俩，一位叫周扬吾，一位叫周新吾。弟弟周新音是学世界语的（当时学世界语的实际上就是进步青年），他偷偷借给我看过俄苏小说《毁灭》《罪与罚》《铁流》，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其实这些书当时我都看不懂，那都是讲关于战争、工厂的故事，可我们那里却连工厂也没有。但就算看不懂，我还是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部分。周扬吾和弟弟则很不同。他总是身着长衫，非常整齐，一心专注于学问，对弟弟的活动也从不参加。周扬吾常常令我想起父亲。
我那个时候很懵懂，功课虽然很好，但总是不问世事，性格则比较犟。有一次学生上街游行，要打倒市长吴国桢，我不知道他干过什么坏事，不愿随大流，便独自在图书馆看书，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周扬吾先生注意到了我，他问我：“大家都去游行，你怎么不去啊？”我说：“我又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怎么去打倒啊？我不懂啊，我懂了才能干。”没想到周先生肯定了我，说我“不盲从”，会思考问题了。
在凯乐女中呆了半年后，1935年我到了武汉。当时舅舅在汉口交通银行当襄理。他给母亲出主意让我来这里读书，认为教会学校要求严格，对女孩子的秉性方面是很有益处的。
到了汉口后，我被舅舅送进了圣约瑟芬女校，这是一所意大利人办的教会学校。里面地位较高的修女叫Mother，一般的叫Sister。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所女校算是个“贵族”学校，学费比一般学校要贵些，入学也有一定的“门槛”，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名声上较之普通学校要更好听一些。按说像我这样家庭的独女，生活上应该是比较优越的，但跟某些女生比，还有些差距。她们上学是家里用汽车送来的，而我是从德润里舅舅家中自己走来的。我们的校服是白衬衫、黑坎肩、黑裙子、白袜子、黑鞋。我的校服是布制的，有的女生穿的则是丝绸的，走起路来，大大的袖子随风一飘一荡，很是好看。不过我也不羡慕，觉得自己的白布衫也很好，干干净净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