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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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贾冀川著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12-1字数：版次： 1页数： 223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10402504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曾经无比辉煌的戏剧艺术也有落寞的时候，当年万人空巷看戏的胜景已经无奈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戏剧目前已处于非常边缘化的境地。忧心忡忡的戏剧教育家、戏剧艺术家、戏剧研究家们在深思戏剧艺术衰落的原因。
有人说是由于中国戏剧背离了传统，有人说是中国戏剧缺乏堪称经典的新创作，有人说是影视艺术的挤压，也有人说是戏剧艺术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缺失，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戏剧艺术之所以衰落，可以从它当年为什么辉煌看出端倪。
作者简介
贾冀川，男，汉族，河北邯郸人，1972年生，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1年至19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5年至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胡润森先生，攻读现当代文学硕士，获文学硕士学位。 1998年至2001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董健先生，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1年起，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序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戏剧教育
第二节 现代戏剧教育的兴起
第三节 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成熟
第四节 现代戏剧教育的工具化
第五节 现代戏剧教育的专业化、正规化
第六节 现代戏剧教育的历史意义
第一章辛亥革命前后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一节 王钟声和通鉴学校
第二节 南开学生演剧
第三节 富连成科班
第四节 易俗社
第二章“五四”运动到抗战前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一节 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第二节 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
第三节 上海艺术大学“戏剧系”和南国艺术学院
第四节 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
第五节 泰安民众剧场、山东实验剧院和山东省立剧院
第六节 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戏剧学校
第七节 上海艺术剧社“戏剧讲习班”
第八节 河北定县戏剧大众化实验
第九节 高尔基戏剧学校
第十节 南通伶工学社
第十一节 昆曲传习所
第十二节 女子科班
第十三节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第三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一节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第二节 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
第三节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戏剧组
第四节 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科
第五节 大后方其他话剧教育机构
第六节 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
第七节 上海沦陷区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八节 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
第九节 尚小云和荣春社
第十节 四维儿童戏剧学校
第十一节 夏声剧校
第十二节 鸣春社等其他现代戏曲教育机构
第四章新中国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一节 中央戏剧学院
第二节 上海戏剧学院
第三节 中国戏曲学院
第四节 各地现代戏剧教育机构
第五章台港澳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一节 台湾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二节 香港的现代戏剧教育
第三节 澳门的现代戏剧教育
参考文献
后 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辛亥革命前后的现代戏剧教育
辛亥革命前后的二十年是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萌芽期。王钟声于1907年创办的通鉴学校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出现，这所学校尽管条件简陋、师资缺乏、办学时间也很短，甚至没有较成熟的教学计划，但王钟声通过学校培养戏剧人才、借新剧来宣传革命、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办学宗旨，无疑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教育观，中国的现代戏剧教育从此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之后出现的南开学生演剧活动，尽管没有学校教学，但在精神上却与通鉴学校一脉相承，张伯苓先生正是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而大力提倡学生演剧的而南开学生的演剧活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方面起到了巨力的作用，这种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我国的学校教育今天，我国大学中依然活跃着无数业余学生组织的戏剧团体。
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来说，富连成科班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戏曲教育开始迈向现代戏剧教育的步伐这所中国戏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科班，在习艺、生活等方面均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明的纪律规定办学宗旨也脱离了过去科班对名和利的追求，注重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因此，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富连成科班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所大规模传授京剧的学校。而创办于1912年，历经近百年风雨而不倒的秦腔剧团易俗社，将戏曲训练、艺术人才培养、文化教育和演出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以编演各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在办学理念和演出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易俗社开创了中国地方戏曲走向现代教育的先河。
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在民族危亡、国事日艰的时候，可以说是步履蹒跚，但早期戏剧教育家们所开创的把戏剧教育融入到社会教育、把戏剧教育视为为国家民族兴亡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奠定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精神支柱，为以后现代戏剧教育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王钟声和通鉴学校
王钟声（1874～1911），中国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演员。原名熙普，又名宗成，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1898年留学德国，攻读法政八年。回国后曾历任法政学堂监督、洋务局总办等，并加人同盟会。1907年在上海受聘主持通鉴学校，培养新剧演员。同年，以通鉴学校学生为骨干创办“春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开国内早期话剧的先河。后率学生以“春阳社”名义在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演出《秋瑾》、《徐锡麟》等新剧。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上海的战役。上海光复后不久，他只身接受陈英士的秘密派遣，到天津进行策反军队的活动，不幸事情泄密，在天津奥租界被捕，1911年12月2日，清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奉袁世凯之命枪毙王熙普于其官署前，时年37岁。
王钟声创办并主持的通鉴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的创立和王钟声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身份大有关系。为了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宣传革命思想，当时的革命志士们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意识到了宣传的重要性，而具有很强群众性的戏剧艺术自然就成为他们用来宣传革命思想的首选工具。当然，他们看上的不是传统戏曲，而是从西方舶来的用写实的对话进行演出的正在形成的新剧（话剧）。可是，新剧演员奇缺，于是，王钟声想到了通过办新剧学校来培养新剧人才。
通鉴学校的发起人是马相伯（1840～1939）和沈仲礼（1866～?），他们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希望创办一所戏剧学校来传播新剧。但他们对戏剧并不在行，需要找一个懂新剧的人来主持。在一次宣传禁烟的集会上，他们对王钟声慷慨陈词的演说能力十分欣赏，于是，他们找到王钟声，两边一拍即合，决定创办通鉴学校。
1907年下半年，王钟声、马相伯、沈仲礼在上海创办通鉴学校，学校位于上海成都路白克路（今凤阳路）北面的一幢坐西朝东的楼房里，马相伯、沈仲礼出资支持，王钟声主持戏校的实际工作。他们通过登报招生的办法，以提倡新戏剧、“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来者不拒，招到学生六七十人。通鉴学校的办学思想主要是为了通过培养戏剧人才、借新剧来宣传革命、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正像王钟声说的“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①
王钟声本人尽管以演说而闻名，但对演戏其实也不在行，更缺乏戏剧教育的经验，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通鉴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简单，只有舞蹈课、体操课、文学课、排演课以及宣传革命的政治性的演讲课。计划开设的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因为没有师资，实际上根本没有开设。而由于缺乏具有舞台经验的师资，学生们只有通过观察生活来学习表演技能，一段时间，每逢星期天到外滩去摹仿外侨的表情动作成了唯一的表演课，以便排练外国剧目。经过几个月极不正规的教学和排练，通鉴学校于1907年农历9月以“春阳社”的名义在兰心大剧院进行首次公演，公演剧目是《黑奴吁天录》，剧本由许啸天改编、王钟声主演。演出中还保留有锣鼓、唱工等许多传统戏曲手法，但演出的分幕制、逼真写实的灯光布景让中国观众耳目一新。《黑奴吁天录》串演了三天，虽然轰动一时，但观后效果并不理想。有些观众评价道：“新剧里面唱西皮，旧剧不是旧剧，新剧也不是新剧，是个‘四不像”’。
1908年，任天知（生卒年不详）加入，他协助王钟声排演了《迦茵小传》，这次完全取消了锣鼓、唱腔等戏曲表演的格式，观众看了后以为“不像戏，像真的事情”②。《迦茵小传》的演出标志着早期国内话剧在形式上已经趋于定型。此后，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生们到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在北京时，他还与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梅兰芳等同台表演。他率通鉴学校演出的剧目有：《宦海潮》、《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热血》、《鸣不平》、《爱国血》、《革命家庭》、《禽海石》、《新茶花》、《爱海波》、《波兰亡国惨》、《仇情记》、《剑底鸳鸯》、《革命家庭》、《社会阶级》、《秋瑾》、《徐锡麟》，等等。广泛地宣传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鉴学校前后只存在了半年左右，真正的教学活动很少，而且，王钟声办学校的根本目的在于宣传革命，而不是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但是，它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却是不可抹杀的。首先，它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私授的教学方式，建立了初步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通鉴学校计划开设的很多课程没有开设，但这种培养计划向我们勾画了一种崭新的具有全面知识和能力的戏剧人才，这种戏剧人才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教育培养的只会表演技巧的演员。其次，对新剧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新剧还不为国人所知，只在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王钟声率通鉴学校的学生演出的剧目如《秋瑾》和《徐锡麟》等风行一时，随着这些剧目在全国的流传，新剧也在中国传播开来。第三，王钟声借改良戏剧宣传革命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客观上开始改变戏剧及戏剧艺人的卑贱地位，戏剧和戏剧艺人在革命者眼里成为宣传革命、打倒专制的重要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通鉴学校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这也是王钟声最想看到的。通鉴学校还培养了汪优游、钱化佛、肖天宝、陈镜花等第一批话剧运动的人才，为话剧艺术在将来的繁荣做了人才的储备。
通鉴学校之外，早期的戏剧学校还有剧学馆、星漪演剧学校、女子新剧学校和群英戏剧学校。剧学馆由顾无为创办，是一所速成式的学校，学生三个月毕业，曾吸引了很多戏剧爱好者报名。星漪演剧学校较为正规，由欧阳予倩、朱双云、汪优游等当时的著名演员和活动家发起创办，开设的课程有脚本、剧史、中国音乐与旧剧、西洋音乐、舞蹈、化妆术、审美学、世界文艺思潮等。女子新剧学校和群英戏剧学校由妇女会主办，专门训练女演员。由于资料匮乏，这几个戏剧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第二节南开学生演剧
话剧诞生后，当时被称作文明戏或文明新戏。文明戏兴起后不久，便由于种种原因误入歧途，陷于困境。此时，一支学校演剧队伍却异军突起，这就是南开新剧团。学生演剧的萌芽早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中就出现了，但对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南开学生演剧。
南开校长张伯苓（1876～1951）在西方接受过教育，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在留学美国和到日本考察期间，他受到欧美戏剧和日本新派剧的影响。据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的后人回忆，1906年，任南开学校前身“敬业中学堂”教务长的张伯苓就自编自演自导了新剧《箴膏起废》。1909年，他还自编自演自导了新剧《用非所学》，不同于前者，《用非所学》是师生同台演出。这年公演《用非所学》之后，南开学校创始八严范孙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①，于是努力提倡，决定以后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10月17日）即公演新剧。此后，南开学校分别于1910年重演《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娥传》，1913年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开学校1o周年纪念，演出了《恩怨缘》一剧，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声誉大振，于是由师生合作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趾周为团长，周恩来为置景部长。1915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1917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1918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
南开新剧团成立时，被张伯苓誉为“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是剧团的置景部部长。他不但积极参加演出，还积极探讨新剧的理论。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②，是中国话居0史上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文献。首先，他认为新剧具有开启民智、教育大众的便利功效。他说：“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其次，他主张写实主义。“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他认为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此外，他还对趋向堕落的文明戏作了切中肯綮的批判，对当时的各新剧派别进行了剖析。周恩来的理 论主张在南开新剧发展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影响深远。之后，在周恩来的革命活动中，他都同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彭春（1892～1957）是对南开新剧团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张彭春，字仲述，张伯苓的胞弟，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留美期间，张彭春就已对戏剧有深入的钻研了。1916年回国后，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他将在美国所学到的西方现代演剧的经验和知识，全部用于指导南开新剧团。他对每部戏都要求精益求精。每次确定了所要表演的剧目之后，张彭春先讲述该剧作家的社会背景、剧本主题，让表演者更加容易捕捉人物的灵魂。在表演上，张彭春的执导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演员应该从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出发，把握好表演的分寸感，要做到不温不火。他经常告诉南开剧团的成员，当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在表演生活，而不是在表演剧作。他和剧团编演的《一元钱》、《一念差》以及《新村正》等，采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方法，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坚持按照剧本排练，杜绝随意的矫饰的表演，演出风格力求真实、自然。
张彭春还一直都在尝试着将西方戏剧这种外来艺术表现形式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他所执导的剧作，兼具中西戏剧之优势——既挖掘西方剧作的深层内容，又潜心吸收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表演精华。张彭春为：“我们根据活的需要，对于文化成品感觉不话。有了这样的感觉，我们才用想象。由想象的构造，拟定活的需要的决方案。在这时，一切文化成品，无论中外，都是新创造的资料。”
由于从剧本创作到正式公演，张彭春都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南开新剧团每公演一剧，都会出现“本埠与外埠观众相当拥挤”，“入场券甫售即尽，而外间索购者纷至沓来，愧无以应”的盛况。1916年，南开上演《一念差》，北京清华学校教员及学生十人，专门由北京乘晚车来南开观看，翌日才返回北京。胡适（1891～1962）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南开新剧团：“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狠好的新剧团。他们所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意味。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狠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为当时的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戏剧人才，如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中学时代就是南开新剧团的活跃分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