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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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林南著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61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20808227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主题的意义在于改变中文世界在涉及西方政治文明时就政治而谈政治的状况，试图深入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基础——政治思维方式来解读西方政治文明。这种解读将在更深层次理解西方政制，凸显知识理性在政治文明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可以为解读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和未来走向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
内容简介
西方政治认识论以西方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是西方政治认识的认识，具有反思性特质，其主要任务是处理西方政治思维方式，关注西方政治文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河床”。本书在逻辑架构上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作为全书的问题意识和始终如一的逻辑线索，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主要依据西方政治认识的历史维度展开。本书认为，知识理性与政治现实的张力和平衡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独特之处。更重要的是，这种张力和平衡不仅表现为观念与思维形态，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对中国政治文明具有独特的镜鉴意义。
作者简介
金林南，1970年12月生于江苏吴县（现为苏州市吴中区）。1989-1993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1996年就读于南京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2003-2008年就读于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序言
导论
一、政治知识的知识——政治认识论的知识特质
二、从政治认识到政治认识论——我国西方政治认识研究的历史分析
（一）西方政治认识的肇始
（二）学术化研究的奠定——民国时代的西方政治认识研究
（三）意识形态阴霾及其消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方政治认识研究
三、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评估
（一）在经验科学与历史规范之间——国外政治认识论研究评估
（二）走向政治认识论研究——我国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现状评估
四、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理论资源
（一）知识理性的反思和自觉——西方认识论的特质和主题嬗变
（二）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理念的启示
五、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问题意识
（一）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二）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六、本书的基本安排
第一章在城邦与理性之间——古希腊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城邦与理性的颉颃——古希腊政治认识条件分析
（一）宗教信仰是城邦的组织原则和存在基础
（二）从本原追问到逻辑理性——古希腊哲学理性小解
（三）从Mythos到Logos——城邦与理性颉颃的具体内容
二、古希腊政治观分析——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认识为例
（一）政治的Ontology——古希腊政治观诞生的思维条件
（二）哲学的城邦与城邦的哲学——柏拉图政治观分析
（三）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分析
本章小结
第二章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神学——罗马、中世纪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新视角的产生一罗马和中世纪政治认识的条件分析
（一）城邦政治的衰退——希腊化、罗马时期政治认识的政治基础
（二）从城邦人到个体人——希腊化、罗马时期政治认识的文化基础
（三）灵与肉的分离——基督教文化的政治认识论效应
二、自然理性与政治实践——西塞罗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在哲学与历史之间
（二）两种生活的纠缠——哲学沉思与政治实践
三、在上帝和恺撒之间——中世纪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政治的“下坠”——中世纪政治世界的位置分析
（二）理性的圣意与自由的恶——奥古斯丁政治认识论分析
（三）上帝监护下的自然政治观——托马斯阿奎那政治认识论分析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主体性之踵及其悖反——现代性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世界观的格式塔转换
（一）从必然性到偶然性——古今世界观转换分析
（二）主体性之踵——现代性政治观分析
二、西方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及其政治认识论效应
（一）西方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分析
（二）休谟问题及康德方案的政治认识论效应
三、政治理性的自觉与悖反——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二）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轨迹及其政治认识论蕴涵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认识论分析
本章小结
结语：“知识的统治”与 “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一、“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的矛盾运动——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史”
二、西方现代性政治认识论知识维度的消解及其摆脱策略
三、权力宰制理性还是理性规制权力——西方政治认识论对中国的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在城邦与理性之间——古希腊政治认识论分析
一、城邦与理性的颉颃——古希腊政治认识条件分析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1867—1963）在勘定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差异时说：
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唯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崇高理性的首倡者。
古希腊人独具特色的理性偏好造就了“第一个以知识第一——自由探索精神至上为基础的文化，没有任何主题他们不敢去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超出理性范围。对于一个以前从未认识到的范围，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因此，对希腊人来说，把城邦政治生活纳入到理性的审查范围之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就此而言，关于政治的理性认识也只能在希腊范围内产生。因而，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是“权力宰制理性”，以古希腊为源头之一的西方政治文化则开创了“理性规制权力”的传统。尽管造成中西政治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但是以追究事物“本原”为唯一鹄的的知识理性传统的奠定使西方政治世界与理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就发生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因而，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家都会把古希腊政治思想确定为西方政治理性的源头，尽管理由多种多样，但一般都确认古希腊精神中“沉静而清晰的理性主义思想”与独特的城邦制度是西方政治理性起源最重要的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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