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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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古风著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12-1字数：版次： 1页数： 399印刷时间：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I S B N ： 9787806473269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80年代初，我就立志要写一部关于“意境”的书，只是畏惧“自费出版”，而未能如愿。1993年8月，在呼和浩特参加古代文论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幸蒙蔡锺翔教授先生的信任，约我撰写这本书。七年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意境”是个老题目，又是百年来学界谈论最多的热门话题。因此，要在研究中走出一条
新路子来，真难！在本书中，我力争站在“意境”研究的前沿，从当代“意境”研究的高度，写一部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又能得到学界认可的书。
目录
总 序（蔡锺翔 陈良运）
第一章 20世纪“意境”研究回眸
第一节 进展与收获
第二节 困境与出路
第二章 多维视野中的“意境”理论
第一节 刘勰为“意境”理论奠基
第二节 王昌龄首创“意境”范畴
第三节 皎然的“取境”说
第四节 司空图的“意境”形态论
第五节 普闻论“意句”与“境句”
第六节 谢榛论“情景之合”
第七节 陆时雍的“情境创造”论
第八节 王夫之论“情景交融”
第九节 梁启超的“新意境”说
第十节 王国维的“境界”说
第十一节 结语：历史语境中的“意境”理论
第三章 “意境”内涵的多层阐释
第一节 “意境”的泛化与净化
第二节 “意境”内涵的符号学阐释
第三节 “意境”内涵的诗学阐释
第四节 “意境”内涵的美学阐释
第五节 “意境”内涵的文化学阐释
第六节 结语：文化语境中的“意境”内涵
第四章 “意境”本质的多向探寻
第一节 人与自然统一的“意境”本质
第二节 原始与文明交响的“意境”本质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转换的“意境”本质
第四节 中西文化对话的“意境”本质
第五节 结语：审美语境中的“意境”精神
第五章 跨人新世纪的“意境”研究
第一节 “意境”理论的现代化
第二节 “意境”理论的世界化
第三节 21世纪“意境”研究的基本走向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20世纪“意境”研究回眸
20世纪的“意境”研究是从王国维开始的。他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人间词话》，拉开了20世纪“意境”研究的序幕。但是，目前学术界一般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划入近代史之中。因此，我们回眸20世纪的“意境”研究，实际上只是指“现代”这一段，即从1919～2000年之间80多年来的“意境”研究。
第一节进展与收获
“意境”，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是一个最有生命力和现代化了的重要范畴。因此，在现代的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研究中，对于“意境”的研究最多，最热闹，也最有成效。80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急风骤雨的变革之中。所以，“意境”研究的发展也与时代同步前进。现从三个方面，述评如下。
一、现代“意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现代“意境”研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便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具体地说，从研究者的观念、方法到规模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和制约。
1．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与反调节
从上古至近古，我国文艺美学的轴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于是在这个轴心上便形成了“意境”范畴和理论。这是由史前而来便形成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模式。历代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战争，都没有打碎这种传统的文化轴心，也没有改变这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模式。自近代以来，随着国人的逐步觉醒，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继输入。即使如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的轴心。所以，尽管梁启超等人主张“新意境”说，而影响并不很大。
然而，到现代情形却不同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有人主张诗人“在自然中活动”。因为这时文化的轴心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如宗白华先生说：“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康白情先生同意这种看法，并说：“那么自然又不仅是催诗的妙药，并且是诗料底制造厂了。”①但是，这种情形后来就不多见了。
因为，从20年代到建国前的30多年中，战火连年不断，特别是抗日战争，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当然文艺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轴心，便由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人赏花吟月的悠闲心态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占据他们心理世界的风花雪月，逐渐被社会人事所替代。如30年代，文艺界人士对“新月派”诗人和林语堂、周作人小品文的吟花玩月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内部决定了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他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是革命文艺的惟一的源泉，因此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是传统审美文化轴心转换的根本标志。何其芳先生进一步说，“诗的源泉”，“不是个人的哀乐，不是自然的美景，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其斗争。”①
由此可见，这时审美文化的轴心已转换为人与人（人民大众）的审美关系。构成艺术“意境”的两个方面即“意”与“境”都发生了变化。“意”由诗人之情变为“人民之情”，“境”由风花雪月变为“人民之事”。②文艺的情感内涵及其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近代改良派诗人所向往的“新“意境”终于出现了。这种情形在20年代中后期就初露端倪。从闻一多先生收编的《现代诗钞》中就可看出，“诗境”已变化为人或人造
物，诸如理发匠、水手、老兵、女人，或者为汽车、火车、大木船、伞、烟囱、刺刀等。其中田间先生的诗境便是战时文化的审美反映，如《人民底舞》，棒子、刀子、枪机、锄头成为反复出现的情感意象。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即使“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①这种情形从延安时期以后，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期间文艺美学轴心的反调节也是存在的，诸如“新月派”的诗歌和林语堂式的小品文等。不过，调节是主流，反调节是支流；调节是现代的开端，而反调节则是传统的延续。
2．外国文艺美学的大量输入和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西化现象”。
这是促使传统文艺美学轴心转换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意境”研究所遇到的主要挑战。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9年至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共出版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译著66部，其中从日语移译24部，从俄语移译18部。②这是西方诸国如古希腊、古罗马、德、意、英、法文艺美学的输入期。在国内美学界迅速接受西方文艺学和美学影响的同时，这时期共出版了文艺学和美学论著73部。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费希纳、鲍桑葵、格罗塞、丹纳、王尔德、克罗齐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广泛影响。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广大作家、艺术家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外国文艺作品（数量一定可观）和文艺学、美学译著，加之受国内美学界同人“西化”式的文艺美学论著的推波助澜的理论导向，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不受西化的影响，就连国学渊博的胡适、鲁迅、闻一多和郭沫若等人也是如此。这是时代的潮流。正如梁实秋先生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①传统诗歌所具有的审美意境已不复存在了，意境研究也受到了冷落。
从1950年至1970年为第二个时期，共出版外国文艺学和美学译著63部，其中从苏联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就有38部。这是以苏联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影响中国的时期。
从1978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出现了近百年来的第三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西化”思潮。文艺美学研究领域，更是百花盛开，热闹非凡。一时间，学界“引用西方”成为风气。“西人语录”成为学识、品牌和身价的象征。谁引用了一条最权威的、别人未见的“西人语录”，便自以为握有灵蛇之珠，也仿佛有了学识和光彩。当然，靠“西人”而成名者，也大有人在。这个时期出版的西方文艺学和美学译著之多，难以统计。这是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艺学影响中国的时期。
总之，西方文艺学和美学通过这样三次大规模地输入，加之数量更多的西方文艺作品的输入，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同化着中国现代学人的观念和思想。从这三个时期所出版的国人编著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中，便可以看到这种“西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这也是时代的潮流。于是，“意境”在现代文艺作品里便由中心跌入边缘，而且逐渐地淡化了，远去了。同样，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中，从观点、范畴到理论，也几乎全部是搬用西方的。“意境”不仅失去了存在的话语环境，也失去了其辉煌的中心话语地位。
3．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归
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大量西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美学的丢失。彻底丢失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传统的血液，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里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丢失传统就等于丢失自己，否定传统就是自我否定。因此，现代中国人每在历史的转型时期，都要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甚至批判，但从不丢弃传统。形势一旦稳定就又要恢复传统，重建传统。“五四”前后、“文革”前后和新时期前后都是如此。否定传统之糟粕，弘扬传统之精华；有勇气批判传统，也有勇气重建传统，这便是现代中国人的特点。所以，80多年来，“全盘西化”的观点一直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是“意境”研究在现代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意境”研究在现代虽然遇到了来自西方的三次挑战，但并不是没有机遇。在20～30年代，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仍有人坚持研究“意境”；在50—6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民族性”的提倡，使“意境”研究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随着“民族特色”的讨论和实践，逐步掀起了“意境”研究的高潮。
现代“意境”研究就是在以上所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意境”研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紧跟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步伐前进的。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不仅有一个纷纭复杂的现代文化背景，而且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文化的烙印。比如在下文将要展开的论述中，就会看到80年代以来的方法论热、美学热、文化热、比较文学热等文化现象，对于“意境”研究的直接影响。因此，只有透过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观照现代“意境”研究，才是全面的、科学的。
二、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概况
80多年来，“意境”研究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风风雨雨，虽步履艰难，但却一直进行着、发展着。下文将现代“意境”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加以述评。
1．现代“意境”研究的转型时期（1919～1950）
所谓“转型”，是指在以“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大文化背景下，“意境”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语言操作的转型。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对“新“意境”的理论探求。这个时期的初期，由于处在新旧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后期又由于战时形态文化的影响，“意境”研究呈现出戛戛其难的状况。这一时期约有32位学者，发表了33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看，涉及到“意境”的内涵、“意境”与禅机的关系、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诗、文、绘画中的“意境”等问题，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意境”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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