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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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王小荷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码：249 页
·出版日期：1988年
·ISBN：7500400586
·条形码：9787500400585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丛书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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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媒体推荐前言
美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出版于1966年，但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Stranger）的另一中文意思是“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的，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的。然而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这种观察历史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我们不乏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和关于国內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历史的优秀著作，但它们大抵限于研究侵略和被侵略关系的事实本身、研究这些政治斗争、革命斗争本身，而较少注意它们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內部各种成分的动态和变化。这当然不应苛求这些著作，它们本来可能就是以探讨这些事实为己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全部历史研究过分地专注于政治史、政治斗争史而忽略了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史的意义。关于历史的內容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赞成“历史就是过去的社会”的看法。如果历史只是过去的政治、对它的研究不扩展及于过去社会的各方面，那么，对过去的认识肯定至少是不全面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作者以“社会史的观点研究外交史”，启发我们认识到历史研究层面之宽广；对于中国学者说来，只要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即使是一个似乎已很熟悉的课题，仍然可以发掘出深入的历史认识而不致有山穷水尽的困惑。
魏斐德教授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根源提出问题，层层追踪．结果变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见本书“导言”）。他提出了“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呼吁。这一见解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十分有益。中国历史上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尤其在近代，是很不平衡的；我们需要就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自然的、行政的、民族的差别进行地区性的研究，才足以认识过去中国的全体而不致发生偏颇。研究地方史同样需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才不致将地方史都写成全国政治史的地方版。《大门口的陌生人》研究广东。作者在广东的商馆、公行、总督之外，见到了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发现了“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深入发掘，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大门口的陌生人》全书分四篇。第一篇研究鸦片战争期间官府、绅士、团练对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并非农民的自发行动而是官府倡办团练和绅士领导的结果。第二篇研究《南京条约》以后广州城乡人民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包括中、英官府对问题的对策、团练运动的起伏、商人抵制的经济背景和1849年反入城斗争胜利的社会政治后果。作者认为城市团练的出现和商人参加反入城斗争是英国的经济萧条波及广州的结果；官方利用团练取得反入城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助长了农村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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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目录
前言
导言
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二 广东的团练
三 绅士与三元里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五 我们与他们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七 进退两难
八 黄竹岐：时间到了
九 1849年的胜利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十二 广东与太平叛乱
2 大门口的陌生人
十三收紧圈子
十四 红巾叛乱
十五 清洗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一1861)
十六广州被占
十七广东团练总局
十八抵抗运动
十九 离去
附录
一 人口压力
二书院与社学
三“房地产危机”
四一些经济问题
五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
六红巾叛乱
本书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征引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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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⑥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⑦伍崇曜①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②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③，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④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①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五 我们与他们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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