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高新技术产业的功与过
尼赫鲁时期的制造业发展策略，从诞生之初就非解决就业问题
宋冰
如果去调查人们对印度的印象，你很可能得到众多分裂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看似矛盾冲突的碎片全部拼在一起，我们才能有望得出一幅较为接近现实的印度图像。
“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多元化了，有二十几种语言，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每个地区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戴思锐女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而在印度参与农村信贷项目建设的美国人April也告诉记者：“印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复杂。一些农村小额信贷项目已经具备非常先进的理念，但为了实施这些理念，我们又必须跑几公里路去上网。”
没错，如果除了咖喱之外，你还想对这个令人迷惑的国家有更多了解，那么首先必须认清的是印度式矛盾：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而始终无法快速脱贫；拥有全球最顶尖精英人物的同时还有35%的印度人不识字；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而民主已羽翼渐丰。
这个正在神奇崛起的国家，有些地方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有些地方又让人想象不到地滞后于时代。正如一列火车，短小精悍的火车头已经将长长的车身远远甩在后面，而新旧世界间如何架桥飞渡，可能是印度执政者最急需思考的问题。
高科技、低就业
分析中印两国相似之处时，人们通常首先谈起的都是：庞大的劳动力。然而最直观的共同点背后往往蕴藏着最大的差异。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显现的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一幅光景。
最明显的不同在吸纳劳动力进入生产性就业方面，《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评价：“印度大量未被利用的劳动力不是优势，而是可怕的负担。”和中国日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不同，野村证券给记者发来的一份2010年最新研究报告《亚洲的崛起》中提到，印度人口中的一半都是低于25岁的年轻人。
但这些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中，虽然新德里的IT精英们令人印象深刻，但相比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同龄人们不过是沧海一粟。据统计，印度劳动力大军中仅有不到7%的人被正式的经济体雇用，即印度人所说的“有组织的部门”。
“印度的劳动力大部分处于无组织的经济体中，他们是挤奶人、人力车夫、园丁、仆人或者是临时农业工人大军。”《金融时报》前南亚记者站站长爱德华·卢斯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这么描述印度的劳动人口。
直至今日，情况也未得到根本性改善。一个在新德里拥有土地和种植园的印度人向本报记者说：“我们的农场雇了20到30个工人，但我随时可以让他们走人。”这样的情况很普遍。
印度政府一向着力推崇的高科技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也与其独特的劳动力模式互为因果。仍是起源于尼赫鲁时期的制造业发展策略，从诞生之初就径直指向开发科技实力，而非解决就业问题。而作为经济主要引擎的印度服务业，吸收的也主要是具有较强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这就意味着大量只有较低技能水平的人们被排除在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之外。
印度的明天不只有IT
印度近年来平均超过7%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一起带动亚洲经济体的强劲增长。亚洲开发银行甚至预测今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2%，基本等同中国水平。其中最强劲的经济驱动产业就是印度的信息产业和软件外包服务。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在2006年总额仅600亿美元左右，而2007年印度的信息产业进出口总额就达500亿美元。
名声在外的“中国速度”会不会终被“印度速度”赶超？虽然西方媒体一直渲染“龙象之争”以将印度定位于针对中国的平衡力量，但印度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之外，从来都坦承，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普及和引领大部分人脱贫等方面，仍远不如它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邻居。
早有分析家指出，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贵族式增长”。用中国官方的一句术语来讲，即“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共享”。如果印度政府希望实现快速减贫，那么首先就是扩大就业。途径仍是根本的两点，加大制造业投资，以及尽快普及基础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开发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年轻劳动力国家的潜力。
“印度制造业近年来已经在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增长的就业人口。”印度驻上海副领事祈睿对记者说。看上去印度政府正在竭力克服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落后的供应链体系，将更多注意力从软件业放到制造业来。毕竟，“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仅搞软件业是不行的。”印度中国工商会副会长拉马昌德拉博士说。
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中国制造”的出口量仍然高达“印度制造”的十倍，但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印度。上海美国商会今年发布的有关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报告显示，外国制造商在中国之外的首选转移目的国，就包括印度。
但中印之间绝不只是竞争对手，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印经贸合作的轨迹与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向日益契合。两国经贸额在1990年时仅为2.6亿美元，此后20年中增长了几乎200倍。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也是中国在南亚最大贸易伙伴。
而且，虽然印度不能仅靠软件外包服务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对于占全球离岸外包产值还不到10%份额，且尚未出现单家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企业的中国来说，有太多经验值得向它的邻居学习。在一份毕马威的问卷调研中显示：150个跨国公司的CEO认为，如果印度的商业发展人员推广效果为100，中国的商业发展推广效果平均只能达到50，“中国缺少对外包城市和整个产业的整体包装，更缺少成功故事的带动。”毕马威中国合伙人吴剑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