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警醒的社会信号在上周发出来了。那就是许多媒体都报道了的一条新闻:有关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预期月薪已经低于某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预期月薪，亦即“大学生身价低于农民工”。
这桩事决不能等闲视之。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这调查大概不准，因为大学生就业迅速变难、薪资水准迅速下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有关调查只是把这个事实更加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出来。也不能仅仅把这看成是“人才结构不合理”、“大学教育不够实用”。因为即使是那些相当“实用”的专业，这些年同样存在毕业生薪资大幅度下滑的现象。更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前几年大学扩招造成了的大学生相对过剩，因为按照大学生占人口比例计算，我国大学生数目还远远不够，而且也并没有超越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准。
这个信号究竟在警示我们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走向“相对贫困化”。我并且认为，这是比简单的贫富分化要严重和危险得多的一个社会问题。按照中产阶层的传统定义，它的主体就是所谓“白领”，即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薪资雇员。在中国，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假若做一次关于中国人主观幸福程度的调查，我敢打赌说，白领阶层会是感到最不幸福的人群之一，其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不但会低于富裕阶层，而且很可能会低于不少的普遍劳动者，例如农民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目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和体制下，中产阶层的利益经常受到忽视。过去，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所谓“两极对立”的阶级划分法，即把社会简单地划成“穷人-富人”、“企业家-劳动者”。在发达国家，这种阶级两分法从50年前起就逐渐被抛弃，代之以强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利益多元化。政府的政策也日益强调保护中产阶级利益，左右两派的经济政策都向中间靠拢。而在我国，阶级两分法直到目前仍据有一定地位。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政府的政策也容易趋于两极。例如:当需要发展经济时，政府就拼命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此制定的政策往往向少数富裕阶层特别是企业家阶层倾斜；而当觉得需要促进社会和谐和平等时，政府的目光便更多地投向了最底层的劳动者。我这里当然不是说，企业家的利益或者底层劳动者的利益不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自觉不自觉地总在这两大利益集团之间摇摆，居于中间的中产阶层就无形中成了一个弱势集团。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阀。如果这个稳定阀自身心绪动摇，社会矛盾就可能被放大。这几年，民间对贫富分化的愤怒和怨言突然高涨，我认为，这股声音一个主要来源，并不是那些最穷困的群体，而恰恰是相对贫困化的中产阶层。换言之，中国贫富分化在现阶段的最关键问题，既不是“富人太富”，也并不是“穷人太穷”，而是中产阶层的停滞和相对贫困化。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必须兼顾不同利益集团。两周前我曾在本报撰文指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就要扮演一个“斡旋者”，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无独有偶，上一周，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也称，现在必须承认不同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政府的责任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合法的表达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在我看来，目前首要的一步，就是承认“穷人”“富人”之外的第三个利益集团――中产阶层――的存在，并充分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