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曾为本报撰文指出，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一种“刀刃上的平衡”状态：如果出现房地产泡沫破灭、石油危机，世界经济可能无法维持，美元可能会大幅度贬值。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等高度依赖外需的一些东亚国家，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有着8189亿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会面临外汇资产的严重缩水，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出口速度暴跌、失业增长等等。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概率不高的可能。也就在这种可能状态下，中国经济因为其迅速崛起而备受瞩目。
2005年底，我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2004年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16.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5018亿元，比快报核算数增加21297亿元，占GDP的比重由31.9%上升到40.7%。而在GDP总量多出的2.3万亿元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2.13万亿元，占93%。中国的GDP总量由此跃居世界第四位，这显然又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砝码，甚至有国际媒体称，目前中国的实际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这种夸张的判断又与经济“责任”密切相关。
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汇率造成的，而人民币低估、美元高估是造成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们却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美国内部的结构问题特别是美国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对全球经济的整体失衡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因为美国经济的结构失衡而回避讨论和反思。我国同样面临失衡的挑战，无论“五个统筹”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可谓应对失衡的良方。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间的平衡，更不能忽视我国经济自身的平衡。
2006年2月11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四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卢锋等嘉宾进行演讲，深入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失衡、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和对策。会后，本报对讨论进行了再次整理并邀请相关嘉宾审核，是为21世纪北京论坛第74期。
我国经济比较大的不平衡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国际收支失衡在去年主要表现为贸易失衡。中国不久可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好事，同时也是挑战。
中国2003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大约分别相当于美国的8.8％和6.5％，估计现在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十倍上下差距。劳动生产率巨大落差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一项最重要的客观可能性条件。
争论已久的贸易顺差猛增的势头基本已经过去了。新的情况是，短期内原材料价格猛涨，石油价格总体来说也挺高，这会导致进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与出口国之间的不平衡扩大。这就回到“谁来控制内需”的主题上来，讲的不是谁来控制中国内需，而是谁来控制国际内需。
应对“失衡”
易纲：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中国的GDP被低估了，而且低估了20％左右，被低估的部分中90％可能是第三产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CPI一共有5个高峰，低谷有一个。这就是说，一共有5次反通胀，1次反通缩―――CPI在0或者是0以下就是通缩。如果说，有一个变量对中国经济波动和振荡解释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真实利率，即便在计划经济当中利率也是起作用的。在GDP的数字调整以后，M2占GDP的比例从1.9％变到1.6％，看上去要比过去更加理性化。大家都期待着我们储蓄占GDP的比重有巨大的改善，其实改善得很小。我们一直都希望消费占GDP的比例高一点，这次经济普查后有这么大比例的服务业加入GDP，说明消费率在GDP的比重确实在我们的期望方向上高了一点，但改善只是一点点。
我国经济比较大的不平衡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国际收支失衡在去年主要表现为贸易失衡。中国对美国、对欧洲有巨大顺差，但对日本、韩国、台湾省、东盟十国有较大逆差。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全球化，反映了国际分工，也反映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新格局，即中国从邻国那里进口原配件产生逆差，加工后出口到美、欧形成顺差。在这种格局中，一方面中国赚的钱比较少，创造的增加值比较低；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最终产地也承受美国和欧洲的很大压力，反倾销等问题的焦点也都集中在中国。尽管中国有顺差也有逆差，但总体来说在去年有1000多亿美元贸易上的顺差，外汇储备增加也比较快。2005年底中国有8189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比日本差99亿美元，中国不久可能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好事，同时也是挑战。
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易纲：中国的一年期央票利率与一年期美元LIBOR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率。2005年1月份，两个利率相等，在此之后，一年期美元LIBOR已经高于一年期央票利率。2005年3月17日，央行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62%降到0.99%，此后利差就变得比较大。现在一年期美元LIBOR(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已接近5%，而央行一年期票据的利率在1.8%左右，也就是说人民币跟美元的利差超过3%。这个利差和我刚才说的不平衡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利差为中国稳定汇率、为不平衡的调整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和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根据利率平价理论，预期的汇率变化百分比应当等于两国利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高3％，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在3％或3％以内，那么从套利的角度说，攻击人民币就无利可图。根据美国最近的数据，美国产能利用率还在提高，美国经济还是相当强劲。格林斯潘在任期结束时又加了一次息即第14次加息。现在的联邦基金利率是4.5%。人们认为再加一次即加到4.75%的概率在80％以上，甚至还有人预测可能还要再加一次息。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和利差窗口，实际上是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时机。
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现在确实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利率和美元利率就不一样，我国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们的汇率有一点浮动，但还是相当的稳定。另外，中国的资本流动有相当大的自由，从中国大陆到香港挣钱或者是从香港到中国大陆赚钱相当便利。实际上，和国外的货币当局比起来，我国还多了半个独立工具，也就是我国的利率在市场化，但是我们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现在货币当局还可以控制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就让我国调控多了一个自由度。
现在对于全球经济失衡有三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情况，中国大顺差和美国大逆差同时存在，亚洲中央银行资金流向美国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是市场的选择，因此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这种观点是少数人的观点，不是很受欢迎；第二种观点是对着中国来的，认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宏观政策，是失衡的原因，所以要求中国和亚洲国家调整宏观政策，这个观点是比较流行的；第三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指出的，目前的不平衡主要是美国的双赤字和亚洲的高储蓄，所以美国调整的必要性是最大的，其他国家的调整只能是美国调整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这个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显然这三种意见的政策含义是不一样的。
有人分析了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也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如果美国对双赤字熟视无睹，不采取行动，就有加快硬着陆的可能性；第二种认为，如果人民币过快的升值，并且中国的货币当局主动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带来美元预期巨大的振动和市场巨大的波动，会加速市场动荡，导致硬着陆，这是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亚洲新兴国家跟风减少美元资产的需求，造成市场恐慌和市场经济的紧缩。
我个人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主要是市场力量自愿选择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互利的。它可以持续到一定程度，但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第二点结论是，这样一个失衡必须引起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进行政策调整，但是调整过程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个结论就是要关注硬着陆的风险，但是硬着陆可能性不大。最后，国际经济失衡是很多基本面的失衡，而汇率调整对于调整这种巨大失衡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或者是主要寄托在汇率调整上。比如说美国储蓄率低、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特别大的基本面的事实。通过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来增加美国的储蓄率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大幅度降低中国储蓄率，不能把这种大的经济基本面的失衡寄托在某一个名义变量的调整上。当然汇率调整还是应当值得我们重视的，这种调整会是一个渐进的、平稳的过程，并且会朝着我们预期的方向进行。
经济普查：变化、解读及应用
许宪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陆续发布了经济普查年度GDP数据和以此为基础修订的GDP历史数据，这在国内外尤其是经济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这里就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的变化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首先是资料来源的变化：这也是经济普查年度GDP数据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资料来源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财务统计资料。常规统计对于某些企业提供不了财务统计资料，这些企业包括资质以外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零售餐饮业企业，以及其他类型服务业企业，比如商务服务、租赁服务、计算机服务等。经济普查根据这些企业设置的财务状况调查表和经营状况调查表，提供了财务统计资料。第二，个体经营户资料。这次经济普查对未经过工商登记的个体经营户也进行了调查，包括从事批发、零售、餐饮、建筑等行业的个体经营户，提供了相应的经营资料。第三，与企业主营业务活动不同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资料，有很多批发零售企业、建筑企业，很可能从事一部分单独的工业活动，常规统计调查中不包括这部分活动。
第二方面是计算方法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经济普查针对常规统计缺乏统计资料的企业，个体经营户和附属产业活动单位进行了调查，GDP核算设计了相应的计算方法；第二是在经济普查年度同时采用了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计算方法。
第三方面是核算范围的变化：首先是利用经济普查资料拓宽核算范围，比如包括了与企业主业活动不同的附属产业活动单位的活动以及没有经过工商管理登记的个体经营户的活动；其次是利用住户调查资料把居民住户出租的住房服务及家政服务纳入到GDP核算范围。
第四方面是某些具体问题处理方法的变化。例如，常规年度GDP核算把居民储蓄利息作为金融业增加值处理，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把居民储蓄利息作为创造相应价值的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处理；常规年度GDP核算没有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支出的处理方法，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按照最新国际标准的建议，把计算机软件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此外，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折旧率也进行了调整。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是导致GDP数据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资料来源的变化是导致GDP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在GDP的总量变化中，约90％是由于资料来源的变化引起的，约10％是非资料来源变化的因素引起的。
第五方面是分类的变化：常规年度GDP核算的产业部门只有26个类别，而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的产业部门细化为94个类别；支出项目也进行了细化，包括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分类的细化，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分类进行细化等。
第六方面是GDP数据的变化：首先，GDP总量提高16.8％，第三产业增加值提高48.7％，整个GDP增加额中93％是来自第三产业。第二，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原来31.9％提高到40.7％，提高了8.8个百分点。
第七方面，GDP数据的使用：十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评价，2005年及以后年度的GDP核算，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都将以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数据为依据。所以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数据非常重要，它将影响一系列的宏观经济分析结果和规划及政策的制定。
第八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GDP数据变化的广泛影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许多重要资源消耗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第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判断没有大的改变，像印度、孟加拉、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比我国经济普查后的相应比重高10多个百分点。第三是关于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比例关系的判断。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表明，在最终消费上升的同时，存货变动也增加了，抵消了一部分最终消费上升的比例。此外，联合国计算各国的会费是用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计算的，经济普查年度GDP数据上调后，中国有可能承担更多的联合国会费。
第九方面，关于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为了搞好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核算，我们制定了具体详细的核算方案，规范了GDP核算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避免不同的人计算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方法，避免地区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GDP数据缺乏可比性；增加了GDP核算的透明度。
第十，历史数据的修订。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数据变了，以前年度的GDP数据如果不做相应的调整，两者之间就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我们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修订的范围，包括年度生产核算，季度生产核算和年度使用核算，年度和季度生产核算修订到1993年，使用核算初步打算修订到1978年。历史数据修订方法采取趋势离差法。为完善常规统计资料，避免GDP数据大起大落，国家统计局正在着手完善基础统计工作，如建立服务企业和个体抽样调查制度，与有关部门合作完善部门服务业统计，等等。
最后，要制定一个非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核算方案。历史数据的修订只是为了保证以往年度的GDP数据和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为保证以后年度的GDP数据和经济普查年度的GDP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需要制定非经济普查年度的GDO核算方案，确定非经济普查年度GDP的核算范围和分类，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规范国家和地区GDP核算，保证非普查年度地区和国家GDP数据之间的可比性，并提高透明度。目前，中国的统计同国际统计还存在一定的区别，比如说中国的投资包括一个专业统计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另一个是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额，而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国际上的投资指标是不可比的，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固定投资额包括土地投资额，而资本形成额不包括土地投资额，所以要从专业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过渡到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额需要做若干方面的调整。
增加的经济普查数据中，所谓地下经济这一部分，坦率地讲，估算难度非常大。各个国家都有地下经济，许多国家也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比如OECD曾经提供过数据，说俄罗斯未观测经济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有人认为可能还要大，意大利在16％左右，在澳大利亚在3％左右。意大利做得比较好，它首先推算出从事地下经济的人口数，然后按照单位人口创造的增加值来推算地下经济总量。这里面所说的未观测经济其实不仅仅包括地下经济，还包括非法经济、非正规经济等。
在中国也有一些人对地下经济做过猜测，但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统计研究。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地下经济有多少。任何一个国家对地下经济进行测算都不容易，尤其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法制又不健全，大家都感觉到地下经济是存在的，甚至不一定很小，但是暂时还无法获得相应数据。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估测
卢锋：如果把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看成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朝发达国家逼近的一个收敛过程，那么劳动生产率相对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实际上既是经济追赶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劳动生产率在持续追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部门的追赶速度不同。通常情况下，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追赶比较快，而不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追赶比较慢。在过去二十年中，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大概是3％，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但是当代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出现了大量生产型的、B2B的、中间型的服务活动，因而可能有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经济属性。
经济普查数据有两个指标跟劳动生产率有关系：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经济普查对这两个数据都做了重要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二产业GDP的调整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第三产业GDP的调整非常大。经济普查后2004年第三产业名义GDP为65018亿元，比原来统计年鉴上的43721亿元增加21297亿元，上调幅度48.71%；调整后年均增长率17.76%，比原来13.93%提高3.8个百分点。不过，第三产业名义GDP的调整中有很大一块来自通缩指数的调整。根据统计年鉴上和经济普查所公布的名义GDP和实际增长率，可以算出每个部门的通缩指数。与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得出的结果相比，经济普查后第三产业2004年相对1992年隐含通缩指数(implicit
deflator)从178升为226(年均值从4.92%升到7.03%)，上调幅度为26.97%。相比之下，经济普查后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调高了17.2％。这17.2％和通缩指数变化27%相乘大致等于名义增加值变化。最后看一看经济普查后就业人数的变化。根据经济普查前的统计年鉴数据，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合计将近等于四亿，而经济普查公报中的对应数字是三亿出头，调减了9000多万人口。就业人数调减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该部门调减了7592万。假定就业人数历史趋势的相对变化是相同的，通过计算统计年鉴上各年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再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公报中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就可以计算出以前年度的和经济普查就业人数口径一致的数据。
经济普查后GDP调整了、就业人数调整了，那么就可以对两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做出三种估计。第一种估计不考虑普查因素，仍然使用原来的统计年鉴数据；第二种估计使用经济普查得出的增加值和统计年鉴的就业人数；在最后一种估计中，增加值和就业人数都用普查数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估计分别为10667元、12504和18661元(1992年价)。
怎么解读三种估计结果，怎么选择估计数呢？我的初步想法是，增加值的调整应是可信的改进，然而就业数调整存在一些疑问。第一，如果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普查数据是对的，那么跟历史时期比较就发现它甚至比1994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还要略微低一点。第二，如果接受普查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并且大体接受现在对城镇地区失业率的估计，那么农村劳动力在过去十年中反而增加了7000多万。最后，如果普查数据正确，农村劳动力也是对的，那么城镇失业率可能需要大幅上调到20%-40%。
解答上述疑问还需要等待系统公布经济普查结果，详细考察不同就业指标定义内涵关系，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也可以考虑普查结果低估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可能性。以下几点因素可能导致低估。第一、媒体报道和统计局有关官员提到，普查数据是单位上报数据，而统计年鉴常规报告的就业数据来源是住户调查。服务业有很多临时的摆摊设点、家政保姆等，可能被住户调查调查到，但因为没有单位而反映不到单位就业人数中。其次，上报单位可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尚对自己雇佣人数掌握不够。最后一个可能是即使知道准确的就业人数，但因为雇佣关系不规范、劳保待遇不到位等因素也可能倾向于压低上报的就业数据。由于这类误差并不具有随机性，因而可能对就业数产生低估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改革初期大概增长了6倍和3倍，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段，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是不一样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比较平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在80年代反而是下降的，但是在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显著提高，所以劳动生产率追赶有一个加速的趋势。尽管劳动生产率有成倍增长，但是中国2003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大约分别相当于美国的8.8％和6.5％，估计现在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十倍上下差距。劳动生产率巨大落差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一项最重要的客观可能性条件。
许宪春：卢老师提到，经济普查之后服务业增加值增加了，GDP的价格指数也上升了，这是什么原因？在对数据进行修订的时候，我们对服务业的价格变动进行过研究。我们发现，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快，它的价格增长得也比较快。在经济普查之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较低；经济普查之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这就是说，一个价格上升幅度较大的部分的比重上升了，从而会导致GDP的价格指数上升。
谁来控制内需？
宋国青：对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将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因为预测结果和去年数据差不多，有点像“傻瓜预测”。而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预测2005年指标时，则与现在预测2006年有很大不同。当时绝大部分有关2005年通货膨胀率预测结果具有“说三道四”特点，即预测CPI增长3%-4％。但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毕业的几个学生对CPI提出的个人独立预测结果，都是增长一点几个百分点，与我预测的1.8%很接近，最终与实际经济表现很接近。这不只是说明预测有好有坏，而是说去年经济波动比较大，导致预测差别很大。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波动比过去小了，渐渐趋于稳定。2006年本身一些因素，也决定了中国经济可能相当平稳，没有太大的波动和意外。
与国内的情况比较起来，国外的情况很值得关注。观察一下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属价格指数和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两个价格都在暴涨。根据CRB金属价格指数，2005年前十个月平平淡淡，5、6月份还稍微跌了一点，11月份开始上涨。11月中旬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国储局抛售了几万吨储备铜，当时的本意是为了平抑铜价，但此后铜价仍然在涨。当时铜价是4000美元左右，前几天一直在5000美元左右，总的来说铜价涨得很厉害。工业原材料价格和金属价格的变化趋势类似。价格的变化可能有基金操纵市场的原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际经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基金操纵和国际经济基本面两个方面的变化，到底哪个是主要的，分别能解释多少波动，这是需要研究的。
具体看一下五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业生产情况，其中中国数据只包括规模以上工业，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则包括了全部工业。粗略来看，全球工业生产在2005年保持了比较强的增长势头，而中国的涨幅又比其他四国高得多。美国总体增长平稳，年中由于刮台风出现一段下降，后来10月、11月很快恢复。德国增长比美国快一些，尽管前两个月和12月份稍有降低，但是无关大局。日本到2005年年初为止，已经持续了整整五年的零增长，而2005年9月到12月开始猛涨，最后2个月的增长率跟中国相当，如果折合成年增长率是16％。韩国增长得也很迅速，美国、德国、日本三家以及所有其他OECD的发达国家，在过去6年当中，工业共增长8%-10％，韩国一个月之内就增长了百分之四点几，11月份上涨得更是迅速，尽管小国经济波动会大一点，但是韩国经济猛涨也是实际情况。解释韩国和日本2005年的迅速增长，能想到的因素就是汇率，汇率一发生变化，工业生产就发生变化，所以汇率变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汇率变化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调整。美元对其它货币加权平均汇率，在2005年以前的三年一直在贬值，2005年初开始升值，年底又贬值了一点，总的来说，2005年美元是升值的。再看日元，2002年、2003年开始升值，2004年年底又开始贬值，跌了大约15%。对比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和日元出口额，尽管按美元计算的日本出口没有多少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但是，以日元计算的日本出口额在2004年底、2005年初大幅度上升，因为日元对美元贬值了百分之十几。
这是汇率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再来看汇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2005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额，全年增长很高，贸易顺差很大，但是增长主要发生在2004年年底和2005年年初，2005年内一路下跌，现在下降得很厉害。参照一下人民币汇率，2002年到2004年，人民币连续三年贬值，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反过来，2005年人民币升值了，出口额开始下降。对比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额对趋势的偏差两个变量，可以发现，二者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汇率一升，出口迅速减弱，汇率一贬，出口迅速增强。
几年以前，甚至一年多以前有“人民币升值是一场灾难”的说法，虽然从远期来讲还不足以完全证伪这种观点，但至少从简单的指标来看，目前经济情况是很平稳的。日元贬值带来日本经济大大增强，欧元升值使得欧元区经济总体来说稍微强了一些，而人民币升值和美元升值没有对经济造成危害。这样看来，货币贬值能推动真实经济，货币升值不影响真实经济，那么最好办法就是汇率天天变动，互相交替升值。这个推理是否正确呢？汇率调整对真实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
对于一个总需求已经正常，生产能力正常发挥的经济，货币升值对经济稍微有一点影响，主要是结构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这是大部分国家的情况；但是对于一个总需求严重不足、疲软的经济，如果有一点刺激，经济一下就强起来，中国2002年情况就是这样，出口受到刺激，经济就得到恢复了。所以，通过汇率贬值刺激总需求，在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是有用的，如果需求本来是正常的，再通过总需求刺激扩大内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宏观调控。现在的日本可能相当于中国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的情况，经济是在上升，但离过热还比较远；韩国基本算得上过热了，1月份的增长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点几，虽然上个星期通过加息来调节，不过加的很少。
就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而言，如果扩张内需有严重障碍，那么扩大一点外需就能把总需求拉起来；如果内需能够收放自如，一旦外需膨胀，就控制总需求，所以内需和外需可以起到互相弥补的作用。这是中国去年到今年的情况，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变弱，同时货币供给主动增加，从而增加了内需，总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相当平稳，外需下降的同时内需弥补上去了(主要是投资内需)。美国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汇率对整个需求没有太大的影响。而日本在内需疲软和生产水平偏低的情况下，贬值引起出口和总需求扩张以及生产水平提高，同时也改善内需，可能会摆脱长期低迷局面。小结一下，汇率变化对出口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总需求和实际生产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影响。
结论就是，第一，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趋势还要维持一段时间。韩国增长得很快，但通货膨胀已经很高，这时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都要对经济加以控制，要继续加息。日本还没有达到正常增长率，也许接近了，但至少离过热还很远，还可以继续增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不加息也是可以的。日本的经济规模比较大，因而对世界经济影响较大。考虑日本、韩国强劲增长的势头，全球经济增长就不只是短期现象，也许会持续半年或一年等较长一段时期。
其次，2006年中国经济平平淡淡，2006年出口增速下降，外需会稍微弱一点；内需(主要是投资)会上去一点，按照央行现在的水平，只要看到通货膨胀率早早去控制，并注意国际上的变化，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2006年的顺差、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将与上年持平。
第三，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去年以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扩大内需，中国和日本内需扩大了，结果是金属材料价格猛涨，对于原料进口国来说，这是很难承受的，因此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情况变得非常快。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4年增长好几倍，从300多亿增加到1000多亿，从现在的情况来预测，2006年顺差可能就是零增长，2007年也许会下降，争论已久的贸易顺差猛增的势头基本已经过去了。新的情况是，短期内原材料价格猛涨，石油价格总体来说也挺高，这对于原料进口国来说是很大的负债，会导致进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与出口国之间的不平衡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际上慢慢调节内需，适当抑制内需。这就回到“谁来控制内需”的主题上来，讲的不是谁来控制中国内需，而是谁来控制国际内需。实际上，国际内需就是国际总需求，此国的外需就是彼国的内需。从原材料来说，国际总需求太强了，需要考虑让哪个国家控制。现在全球利率很低，尤其是考虑到通货膨胀之后更低，虽然美国加息了，但是伴随美元高利率的是美元贬值，所以美国实际利率也很低。全球利率很低的情况下，需求扩张是很自然的，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控制总需求，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只能加息，中国还可以行政调控。国际上可能会有加息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是否加息，将是短期内影响进出口的比较重要的因素。
最后，根据利率平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利率应该比美元利率低。对于人民币汇率，不知刚才易老师的话是否意味着升值3％。也许暗示大家人民币今年将升值2％到3％。汇率升值之后，只要能通过利率扯平，套利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这里面隐含一个问题，如果把汇率随便定在一个非常歪曲的方向上，通过利率来保汇率，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考虑，整个宏观经济有很多方面的平衡，除了汇率、利率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平衡是真实的投资报酬率和银行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要平衡，不平衡就会出问题。如果通过利率保汇率，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来临之后下一步又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是行政调控，是提高利息，还是控制土地？这说明汇率不调整终究是个问题，利率本来是用来调控通货膨胀的，而不是用来保汇率的，所以把汇率放在一边，用利率同时保汇率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调控手段和目标的数目至少要一样多。不过今年上半年调整汇率问题还不是很重要，下半年可能会比较明显。短期内还有一个控制银行贷款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利率水平，实际上的贷款需求非常高，如果不是对贷款进行控制而是放开贷款，那么银行贷款会很多。控制银行贷款不是长远之策，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