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最近十几个月中国国内多起重大并购重组案中，但凡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身影闪现，它们都没有给对手留太多的机会。
继上个世纪90年代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扶植起一批互联网、传媒的新生代企业之后，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基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这一次，超越了高科技产业的范畴，也不限于初创企业，各式各样的私人股权基金、收购基金对快速消费品行业(如饮料类企业)、渠道类企业(如家电连锁企业)、改制国企(如哈药、徐工)、地产类企业中的“潜力股”集中火力投入重金。
毫无疑问，这些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超级玩家所到之处，相应企业和产业的商业模式、竞争态势都将被深刻改变；基金的一进一退，意味着对企业价值的两轮重估。
在这个由多方商业力量博弈构成的过程里，本组封面报道试图提出几个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1、进入阶段：这些“新股东”对一家企业的价值判断几乎都是建立在对相应企业家的价值判断上，除非和他们交易的“老股东”已经对原管理层失去信心，否则他们一定会和管理层作深度沟通，并且在股权、薪酬上对管理层进行有市场竞争力的激励。在张扬“股东文化”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是“企业家价值”的认定者——这和某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只是股东保姆的观点岂不颇有出入？
2、增值阶段：私人股权基金等金融投资者持有企业股份时期短则三年，长则不会超过八年，总之是企业生命中的“过客”一名。那么他们和管理层如何平衡金融资本短期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企业会不会感染上“过度激励综合症”，等金融资本离场后方显现出相关恶果？
3、退出阶段：资本逐利而行，海外基金在这一轮投资收购中已出手不凡，将来退出时，只要不是赔本的买卖转让价格只会更高，那么谁有能力接得住？除了IPO退出外，跨国产业资本接盘这些中国企业的概率会不会较高？
4、最后一个问题，就引用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在本组报道中的一句话吧：“我们应该责怪摩根赚多了吗？应该指责牛根生卖贱了吗？说到头来，还是国内的资本市场没能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