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留给我们最有效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在搜狐新生活论坛之《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上，公共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社会学家就目前人类面临的传染病风险及国家责任、公民责任进行了深入探讨。内容如下——

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崔小波李志岩/摄

搜狐健康：我们不能消灭传染病，但我们可以管理传染病，这个管理不仅靠个人，更要靠国家，靠体系去完成。中国在2003年的SARS之后开始有了公共卫生体系的概念，这一次的甲型流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检验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坚固性。现在看来，我们从SARS中吸取的最正确、有效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刘起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我们很多人认为原来的传染病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传染病时刻在我们身边，它是和我们长期共存的，我们是生活在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中，又生活在社会的体系中，我们的健康是大家的，传染病影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也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认识。

崔小波(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委员)：传染病有可能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因为SARS，我们出现了几千个病例，但是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甚至上千亿。这就是最大的教训。所以，当我们有了SARS的教训之后，对这一次流感的大流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一般来讲，一个新的传染病到来的时候，应该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首先去认识这个疾病，找到它的规律，再提出防控措施，但是这一次我们政府防控先出来了，政府站到了第一线，就是因为和03年的SARS联系到了一起。但是这一次疾病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就是没有想到它并没有那么严重，反而有可能是一个“一过性”的疾病，但是这种“一过性”的疾病，病毒可能会变，这种变化可能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就是弱化，最后这个病毒跟人类共存亡，走到一个共生共存的过程中，甚至不体现什么，谁都体会不到。第二，病毒往毒力更强的方向发展，我们随时要检测病毒的发展，一旦发现它向恶的方向去走，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这就是公共卫生要做的工作。

搜狐健康：崔教授觉得SARS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公共卫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政府。但是重视程度，这个度真的比较难把握，重视不够，可能导致传染病蔓延，重视过度，又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就这次疫情来说，之前有很多声音认为中国的反应有些过度，而现在随着病例的增加，轻度的感染者可能不再隔离治疗，只需居家观察。这是否也部分印证了之前的“反应过度说”？

崔小波：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后，在不明原因的时候，公共卫生部门采取一些措施也是应该的，因为认识这个疾病需要一定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采取过分的手段，但是却给我们赢得了时间，对公共卫生来讲，赢得时间就是赢得生命。虽然后面可能没有看到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我觉得前一段的政策并不失为过。现在灵活地根据疾病的特征，再采取新的灵活的措施，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公共卫生特别是面对重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它也将会记入历史，对于公共卫生人员认识一些新型的疾病带来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搜狐健康：刘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之前大范围追踪密切接触者和强制隔离，这种措施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

刘起勇：对于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评估，我可能还不能回答。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对于新发的传染病，我们没有认识，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特征，我们对它的应对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条例，是完全正确的，政府的决策是有依据的，叫依法防治，实现了这个目标。在应对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在进一步认识、在调整，包括治疗方案、包括预防控制的措施和社区控制措施，都是不断的在新的认识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现在我们对它又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调整预防控制的策略是完全符合对传染病认识的规律和过程的。无论是从专业来讲，还是从政府的层面来讲，都是完全正确的。

黄建始(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我倒是愿意谈谈性价比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非常划得来的健康投资，回报率非常高。

可以说，从四月份到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队伍对中国抗击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保八”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日本，在出现了几百例患者的时候，关掉了四千多所学校，造成了144万学生停课在家。这里面带来了两个极大的经济损失，第一，144万的学生就代表至少有300万的家长没有心干活了，原来一天产出一块钱，现在一天也许只产出五毛钱。第二，144万的学生在家是关不住的，其中有的人甚至可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各种秩序造成冲击。当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打断了以后要重新恢复，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公共卫生在某种程度上和消防队一样，是没有试错机会的。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回头再计算成本，那是不可计算的。尤其在中国。日本的教育水平要比我们高，整个管理水平比我们高，他们碰到这种事情，经济的损失都那么大，如果是我们中国，我觉得再乘以1.5都不过分。

从性价比来讲，牺牲了一大批公共卫生人员正常的作息时间，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保护了人民的正常生活，保护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有一些东西停一天，它的损失是一百天都找回不来的。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考虑给公共卫生人员合理的加班费了。

从社会角度来说，如果出现了大家都不知道的疾病，早期会有很多不理性的行动产生。SARS时期，就有一位老人拿到消毒剂，在所有地方都消毒完以后，以为胃也要消毒，结果这个人就走掉了。如果我们没有争取到这个时间把这些疾病的信息搞清楚，告诉老百姓，就会因为非传染病的原因，因为愚昧的原因，造成了一些人的生命危险，而且还会损害到很多人的健康。

我记得4月底、5月初的时候，媒体采访我，就有人说现在已经有人在买板蓝根、在吃板蓝根了。我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板蓝根能够预防甲型H1N1流感。第二，我个人的观点认为，两个身体状况一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是板蓝根一直吃下去，一个不吃，肯定流感来了吃的人先得，因为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从四月底吃，吃到现在流感还没有来，到十二月份还没有来，你一直吃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加进来，你说我们的性价比有多高？

李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社会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三位的看法可能不大一样。第一点，我觉得SARS不是由于它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多大损失我们才应该重视，而是因为它危及人的生命，哪怕危及很少人的生命。我们今天应该把生命看得比经济重得多，到现在很多政府官员没有转变过来这一点。作为决策层应该强调以人为本，但是很多政府官员还留在前一个时代，留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第二点，SARS对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我们开始加大卫生投入，投入当不当？还需要推敲，但起码我们开始投入了。我们的中央财政和整个财政在卫生总开支中的比例，改革以后几乎一年降一个百分点，我们在卫生上是极不公正的。

但前一次SARS到底花了多少钱？政府信息什么时候公布？投入产出是不是恰当，要公布细帐我们才知道，现在缺乏面向社会的一个解释。

第三点，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情做出评论为时尚早，而且对于公共卫生的问题，我历来持一种态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天我不敢说流感没有问题了，我只是说我们决策要谨慎，信息要全部，不能说现在这事就过去了。甚至于我们认为已经过去的SARS，你敢说它就过去了吗？

人类的认知有很多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视野上的生理盲点，我们在决策的时候，有没有视野的生理盲点呢？我认为同样是有的。对于这些病，即使它完全过去了，作为专职人员、作为卫生部的行政官员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可一时半刻的松懈。

刘起勇：很多疾病尽管目前已经不流行、减缓了，但是我们丝毫没有放松对它的警惕，我们一直在跟踪、检测。就拿SARS来说，03年发生以后，04年有几例，然后就消失了。但是之后我们每年都在跟踪、检测，看它是不是在某个角落，什么时候再重新回来。

对于甲型H1N1流感来讲，目前我们有一种新的认识，但是对它的检测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安排，重点就是要预防、控制它的第二波。如果第二波的流行我们能够提前抓住一些信息，对于进一步的决策非常重要。我们的决策更慎重、更准确、更科学。这个工作是正在做的。

经过了这几年的变化，特别是从SARS发生以后，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进步是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包括国际上对我们的评价都觉得中国的进步是令人吃惊的，很多来访者都非常羡慕我们国家，领导层对公共卫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和新的认识。

黄建始：我认为SARS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从上到下，尤其是决策者认识到大公共卫生的模式的重要性。这次疫情到来时，国家应对的八点措施里面，七点讲的都是传统的非高科技的做法，反观SARS期间，我们头版头条都是疫苗要做出来了，找到药物了……而这次就是加强监测，加强人的监测、加强猪的监测，加强医院的质量，在第七条里面，加强疫情的战略储备里略微提到一句要加强疫苗和药物的研究，而不是原来整个摆在第一条。

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转变，是观念上的大转变，这是我们SARS期间得来的最大的教训。我希望这次甲型H1N1流感以后，会让我们的医改措施有所改善，能够真正的转变观念，知道中国人的健康不是靠看病看来的，靠的是让大家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这才是最大的教训。

李楯：黄教授刚才谈的我非常赞同，但是我有一个担心。如果我们现在或者我们今后做得不好，就会把好的表现、大公共卫生的概念抵消下去。如果我们做的决策认知总是错误，给社会提供的信息总是错误，我们就会在决策和民众那里丧失公信力。

为什么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工作者，包括政治上的当政者必须慎之又慎。如果你虚张声势搞几次，搞得不恰当、搞得过头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不能吓着领导做事，这是检验国家公共卫生的职业水准和良知的关键问题。

崔小波：从SARS来看，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就像刚才李楯教授讲的，大家感到恐慌，是因为这种信任出现了危机，连数据都搞不清楚，到底出了多少病人？我身边有没有患者？我们在上街、坐地铁的时候是不是安全的？这些数据一概不知。但是我们这次的流感防控给了大家一种信任感，让大家知道我们目前还是安全的。这种信任恰恰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之上，建立在对我们公共卫生采取措施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东西的到来，我觉得很不容易。恰恰未来的发展也一样，提高公共卫生的防控能力和信息的透明度，对于我们公共卫生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新生活论坛之--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

观点陈述：全球化时代的瘟疫--中国式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