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江河，过去之水，非今日之水，今日之水，又非明日之水，固源源而不息，固亘万古而常新。生命亦然，乃进化的，非呆滞的，故吾人必须有革命，必须日日新，又日新，然后此生命才成为活泼之生命。惟吾之所谓新，非新其羽毛之谓，乃探吾灵窟，抉出可以永久存在之新生命，使之趋于神明之路之谓。盖徒新其羽毛，则为肤浅之新，暂时之新，仅能成一现之昙花，与吾人灵魂之永久存在问题初不相关也。于此有为吾人所必须注意者，则为舍旧维新之方向是也。”他说自己曾经到过欧洲，欧洲人穿短衣，而亚洲人则穿长衣，欧洲人不知道衣之长短与人生之永久和暂时无关，所以就把穿着与他们不一样的服装的亚洲人看作野蛮人，当然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所需要的，乃灵魂上的修养，而非肉体上之供给，而欧洲人所谓的文明野蛮，乃以机械之精良与否为标准。他接着反问道：“试问日下之机械专制时代，果适合于吾人之要求乎？吾敢断言之曰：是不然。文明之发展，绝非到此即为止境者，吾且窥见一较深较广之世界，已显于吾人之眼历中，此世界即所谓神明的境界，其光明较今兹机械专制之世界，且不能以度量计之。”而要想到达这种境界，必须努力培养牺牲的道德。欧洲人现在只处于人类发展的第二时期，即体力智力征服时代（第一个时期为体力征服时代），尚未到达第三时代，即道德的时代，但他们不但不知道反省，反而以此为满足，真是执迷不悟。
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泰戈尔所谓的革命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在内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中国当时所需要的，也是很多有志者所追求的革命，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而泰戈尔所主张的革命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革新或维新，是局部改良，渐进革命，而事实已经证明或正在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泰戈尔之受到批评，也并不是多么让人感到奇怪了。
来自国内的这股反泰力量，泰戈尔本人也感觉到了，也让欢迎者为此深深感到不安，虽然他们竭力在泰戈尔面前掩饰，但却是越描越黑，反而让泰戈尔更加不舒服。但原定的计划还在继续执行。
5月10日上午，泰戈尔仍在真光影戏院进行第二次公开演讲。在演讲之前，先由胡适登台，对怀疑泰戈尔来华动机者进行警告。胡适此时作为新月派的精神领袖，他所追求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国家理想和人格理想，与泰戈尔所主张的颇多相合之处，对泰戈尔推崇有加也就不足为奇。
继胡适之后登台的也不是泰戈尔，而是徐志摩，这位在泰戈尔来华之后就几乎是与之形影相随的诗人，自泰戈尔受到攻击后情绪也一直很激动，他一方面想方设法替泰戈尔辩护，在泰戈尔面前遮掩与欢迎者的热烈态度迥然相反的事实，一方面对攻击泰戈尔的人也作出了反应，那就是决定不再担任泰戈尔演讲的翻译，而这本来是他乐此不疲的工作和享受，至于原因，他是这样解释的：“吾人于泰戈尔之演讲，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蔗粕。蔗粕无浓味，故不必画蛇添足，举蔗粕以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