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塔连科回忆，1957年2月14日，正巧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7周年，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开往北京。这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苏联学生，一共56人。经过9个昼夜，他们才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迎接。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老师包括冯友兰、任继愈、翦伯赞等。
季塔连科还回忆起1957年“反右”，自己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第一份大字报。后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墙上到树上都是，“我当时很惊讶，中国朋友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纸？”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对于这段经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2007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写道：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着。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十一届三中全曾激烈争论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导致了边界冲突。季塔连科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我没有失去对两国关系的信心”。
20世纪60年代中期，季塔连科开始积极投身于苏中友协的工作。
“文革”期间，他在苏联倡导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此外，当“四人帮”迫害中国的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老舍、赵树理、茅盾等人的时候，季塔连科和苏中友协的朋友则出版和再版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季塔连科回忆，1976年，在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后，他和其他苏联汉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出现巨大转变。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而当时的苏联方面没有立刻理解中方这一步的意义。他回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苏联有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准，而中国改革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在苏方部分人看起来是追随布哈林路线、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表示，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手段。再之后，问题就清楚了。
季塔连科对记者说，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当然，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而且必须将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