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我只是听他们说，不参加他们的辩论。由于年轻和出于义愤的原故，我实在憋不住了。听他说完后，我接着说："据我所知，纽约的性放荡，以及社会的欺骗，抢劫和杀人，恐怕是世界第一吧！
固然美国金融巨头大都集聚在纽约，是很有钱，金钱在美国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但金钱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道德范畴，一个人的精神品质要看他怎样用钱而定。华尔街的寡头政治控制着美国的两大党，对每届选举施加压力，以便把他们忠实的仆从派进国会，把能够维护他们利益的人安排在白宫。
这对全国人民来说是没有民主可言的"，我看他们听后似懂非懂的样子，我继续补充说，"金钱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作恶"。战俘们看我态度严肃，又无其它理由辩解，也都不说话了。
由于每天生活在一起，不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一次我翻阅战俘档案，发现他们大都是高中或大学学历，比起志愿军来说就高了许多。那时的志愿军战士，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战俘们既是高中或大学文化，怎么连讨论会记录都非常困难呢？于是我有意地出了几道代数题考他们，即：？和？等于什么？结果十多个班里的战俘无一人回答得出来，这在中国恐怕初中学生也是不难回答的呀！
于是我给他们作了解答，说明这只是个代数基本公式，正确的结论是：？，这就像几何的圆周率一样是起码常识，是学生都要牢记的。说来也怪，从这以后，我们队的战俘一改过去称我教员的作法，而把教员改称为密斯特范（范先生）了。而当时我的年龄要比战俘们小得多。
除了教育，战俘营还为俘虏安排了体育、文娱等项活动。体育有田赛、径赛、篮球、排球，不定期地也举行中队间的比赛。我们中队的黑人多，常夺得比赛的优胜成绩。晚间，则允许战俘们举行音乐晚会，三五一伙或更多的人集聚一起，弹吉它，他们常唱的歌有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美国西部情歌《核桃夹》等。
战俘营本着教育大多数的原则，对极少数蔑视一切、目无法纪的战俘，我们也按规定进行了适当的惩罚。惩罚也是为了教育。战俘们的住房是朝鲜民房改建的，昌城郡的民房虽大多完好，但已很破旧了，经改建修葺后，勉强可以容纳全团的一千多个战俘。
朝鲜的民房前后大多都有木栅，战俘们偷偷把木栅板当引火柴用，一天少几块，不几天就少了很多。我和中队长发现后，问谁都不承认。中队长曹景才和我商量好，早晨起来的特早，并悄悄躲在角落里观察，不多会，拆木栏的战俘就被我们抓住了。
但他狡辩说，这不是"偷"，而是"拿"的，我们说，应该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没经主人允许，拿也是不对的。最后这个战俘在全队面前承认了错误。从那以后，木栅栏再没人敢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