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论》等报刊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消息，纷纷发表社论。《新蜀报》1940年9月20日社论中说: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就连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日报》也在社论中写道: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寂的今天，华北出击胜利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粉碎了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种种滥调。正是看到了百团大战巨大的政治意义，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第四，百团大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妥协投降逆流。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粉墨登场，组织了以其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成立后，与日本侵略者相配合，频频向重庆国民政府发动“和平”攻势，企图与之合二为一。同年春夏，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汪双方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就所谓的“和平”条件讨价还价，并达成了在长沙举行由蒋介石、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直接对话的“高级会谈”的秘密协议。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存在着空前的妥协投降的危险。然而，随着百团大战的进行，重庆国民政府内的“和平”气势由春夏间的一度高涨开始逐渐消退，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方的“和平”条件开始采取冷淡态度，并最终拒绝了日方的政治诱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八路军在华北胜利进行的百团大战对抑制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投降逆流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百团大战锻炼、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并为八路军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0多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20多万民众参战），在广袤的华北大地上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突然袭击，并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权，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在人民军队史上是空前的。八路军参战各部能在统一的意旨下，根据各自当面的敌情、我情、任务等条件，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连续作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计划性、协同性和坚韧性，从而使部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此役八路军还积累了大兵团作战条件下如何做好侦察、保密、政治动员、后方保障、防空防毒、伤员救护等一系列宝贵经验，这对八路军以后的游击战以及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