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美国《新闻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通讯社报道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很大损失。这使人几乎不容怀疑，一定需要做出巨大的救灾努力。中国决心自己解决它的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社论也指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自力更生，这是他们的民族风格……
果不其然，在上述两篇社论发表的同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谢绝外援。
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原因：“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这篇社论，这意味着中国委婉地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
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当时却似乎显得豪情万丈。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1980～1981：中国遭遇严重水旱灾害，第一次谨慎向外传达了愿意接受救灾援助的信息。敏感的外电立即指出：“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中国终于抓住援助之手来应付灾害。”
事隔短短四年，人们的思想就起了变化。
1980年，中国遭遇“南涝北旱”灾害，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全国受旱面积3.92亿亩，成灾面积1.87亿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罕见的大旱。与此同时，南方的长江流域多处洪水滔天。仅湖北一省的洪灾就淹没农田4283万亩，粮食减产31亿公斤，棉花减产265万担。多个省份的数百万受灾群众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情势逼人，外事部门首先意识到争取国际救灾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0月，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民政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提出“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向我灾区提供人道性质的援助”。国务院批准这一请示，并确定了如下方针：对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可适当地争取，可及时提供灾情(包括组织报道)，情况严重的亦可提出援助的要求。此项工作对外由外经贸部归口，内部事宜由民政部归口。
这一方针很快落到了实处。11月，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河北和湖北正分别遭遇严重的旱灾和水灾，数百万民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一消息在当时的国内报道并不占有显著位置，甚至被许多人所忽略。但外电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并迅速做出评论。《泰晤士报》一语点破这一外交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还有国外舆论指出，“中国终于抓住援助之手来应付灾害”，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不再认为接受援助就是承认自己无力承担整个救灾工作。不过，这些评论略有偏差。向联合国救灾署反映灾情确实隐晦地表达了中国要求援助的意思，但中国还没有主动、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1981年3月，联合国救灾署考察团到湖北和河北进行调查。中国政府告诉考察团，河北已经连续两年几近滴水不降，遭遇38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而湖北则暴雨如注，1980年长江洪峰达到26年来的最高水位。为保证沿岸大城市武汉、南京等地的安全，许多地方不得不破堤泄洪，导致众多村庄和大量良田成为水乡泽国。
考察团官员发现，实际灾情更为严重。他们估计河北和湖北至少需要价值七亿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援助物资。于是，联合国救灾署于3月23日呼吁世界各国为中国的灾区提供七亿美元的援助。
在联合国救灾署的呼吁下，20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向河北、湖北两省捐赠了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价值620万美元的食品、奶粉和食用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