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而且拓宽了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过去单一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到接受来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的救灾援助。借此机会，外经贸部、民政部和外交部于1987年5月13日向国务院提交《关于调整国际救灾援助方针问题的请示》，建议调整接受国际救灾外援的方针。1987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该请示。新方针主要有以下两个新特点：
第一，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新政策明确规定，遇重大灾情时，可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的要求；遇局部灾情，如有关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主动询问，可表示接受救灾援助的意向；外国民间组织和国际友人、爱国华侨主动提供捐赠，一般可接受；婉拒教会组织的救济。
第二，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更加规范化，确定了不同的单位、部门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的不同职责。外经贸部负责接受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政府的救灾援助；民政部负责办理提供灾情资料、组织宣传报道和资金物资的接收、分配，其中属于来自国际和友好国家红会、妇女等组织援助的款物，或与红会、妇联有关的国外民间组织的救灾捐赠由红会、妇联分别接收和分配。对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国外民间组织和个人的救灾捐赠，由民政部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对外联系交涉和接收分配。
为了进一步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1988年8月3日，民政部、外经贸部和外交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中分情况表明态度的请示》，建议面对不同程度的灾情时，对国际救灾援助采取不同的态度。1988年9月8日，国务院批准这一请示，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会根据受灾程度采取以下三种对救灾外援的态度：第一，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5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500万亩以上，或发生6级以上地震，应及时通报灾情，有主动援助者可接受；第二，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1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000万亩以上，或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及时通报灾情并表示准备接受外援的意愿，列出急需救灾物资的种类，但不提出呼吁；第三，省范围内一次性灾害倒房30万间以上、或农作物失收面积1500万亩以上、或发生7.5级以上强烈地震，及时通报灾情并公开呼吁请求国际援助，有机会的话还可向联合国有关组织提出抗灾救灾的项目，申请专项援助。
这一规定出台仅仅1个月又29天，即1988年l1月6日，云南澜沧县境内和耿马县与沧源县交界处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地震。澜沧、耿马和沧源三县的十几个乡镇受灾最重，共死亡738人，重伤3491人，轻伤977人，房屋倒塌41.2万间，严重损坏70.4万间。地震造成地裂缝，山体滑坡、滑塌和土地液化。
云南省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云南省抗震救灾接受国际援助小组，办理接受国际上援助地震灾区的有关事宜。该小组先后收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瑞士等10多个国家的政府、团体、个人向灾区捐助的1500万美元的外汇捐款及药品、食物、车辆、医药器械、棉毯、帐篷等物资。
1991～1998：1991年的华东水灾彻底改变了中国以往的思维定式，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的救助。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多元，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一步步走向规范与完善。
1991年，中国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开始，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五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灾害最重、损失最大的是遭到洪水侵袭的安徽和江苏两省。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2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在淮河大堤上搭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临时住棚。
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7月5日，民政部综合了外交部的意见，将“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名义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的报告送到国务院。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果断作出了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重大决策。民政部随即会同有关部门，就救灾捐赠的争取、接收、管理、分配、使用和境外人员、飞机、轮船入境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