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在典守故宫国宝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坚持研究，最后成为一代研究古玉器的顶级专家，中间的曲折过程，自然一言难尽。亲历数万公里的文物南迁
那志良1906年生于北平，自幼成绩优秀。中学毕业后，校长让他留校当老师，半年后又介绍他到故宫做事。溥仪出宫后，故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1925年，19岁的那志良正式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名职员。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
北伐成功后，博物院的工作正式展开，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在这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故宫珍贵玉器，比如著名的“翠玉白菜”。他逐渐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玉器知识，并引发了兴趣，使他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超越了一个普通人对待一份职业的本分，上升到了不离不弃的热爱，最终，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就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都装得满满的，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天夜里，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
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的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那志良奉命北上宝鸡，在那里，他接收保管了国子监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运送的石鼓，又一路护送到峨眉存储，那志良自己就在库房边保管石鼓，天天对着石鼓，搜集石鼓资料，后来运送回南京，也是他一路押运。这段经历的积累让他在台北写成了一本《石鼓通考》。
关于这段南迁经历现存资料不多，那志良保存了大量这段时期的往来公函、字条借据和运输账册，甚至还有采买用品的清单。这些资料的保存对后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有参考价值。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为了保护文物安全，又开始安排疏散到后方。这次迁运马衡派庄严负责，那志良参与运输。文物迁运到长沙后又多次转运，宝鸡、汉中，每个地方停留不过月余，最后运到了成都，存放于大慈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