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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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师永刚、冯昭、方旭著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 235000版次： 1页数： 220印刷时间： 2008/07/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742376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有那么几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又在海峡那国唱歌，有那么几个老头，他们一生漂泊，却终未摆脱政治施治旋涡，是宏大的抱负，是小小的乡悉，他们在夕阳隔岸诉说。
内容简介
梁实秋、钱穆、罗家伦、林语堂、蒋梦麟、殷海光、雷震、傅斯年、胡适……
他们。都曾因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资历，活跃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他们背负一身盛名，却颠沛流离，绝唱台湾。
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面前，有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有人则选择了迎难而上、据理力争。以方寸之地守护着最后的人格底线。阴影无处不在，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还在被误读。
如今，抹去落在他们名字上的政治尘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前世今生。
或许我们不应该再囿于他们是在海峡这边，还是海峡那边，因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这令世界的安慰。
目录
序言1949年后的背景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
中西以及两岸的人生哲学
经世济国与晚年孽婚
“五四之子”的自由悲歌
与国民党恩怨难分的一生
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
文化大师最后的腥风血雨
书摘插图
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
梁实秋，以散文、翻译、批评闻名于世。年轻气盛时，他曾与鲁迅等左派作家大打笔战，被冠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称号：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成为了“资产阶级作家”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实秋在百般无奈下偕妻女去台。虽然躲过了一波波政治运动的侵袭。但从此再也无缘踏上他所深爱的故乡。
到了台湾后，梁实秋决心自断宦途，致力于教育与翻译，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语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兼课。梁实秋于1956年在台师大创办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重要训练机构。1966年，梁实秋自台师大退休后，专事写作和翻译二十余年。至死方休。
梁实秋与元配夫人程季淑育有四名子女，二女儿夭折。梁氏夫妇去台时仅带着小女儿梁文蔷，大女儿梁文茜和三儿子梁文骐则都留在祖国大陆。与他们一起相依为命的幺女后来在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由于思女心切，再加上程季淑患高血压身体孱弱，梁实秋夫妇于1972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可惜，这种享清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4年4月30日，两人如往常一样牵手在街上散步，不料路边突然倒下一铁梯，压在程季淑身上。程季淑被压伤，最终不治，享年七十四。梁实秋痛不欲生，遂动笔写下记述四十七年恩爱岁月的《槐园梦忆》，期待能稍解心中思念。
但是在程季淑过世后不久，年逾七十的梁实秋又火速地陷入爱河。他与明星韩菁清白热恋而结婚，不但众所瞩目，更掀起文坛一波波的涟漪。
在文学主张上。梁实秋年轻时服膺浪漫主义，亲近崇天才、主情感、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却在进入哈佛大学修习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后，转为重视儒家，主张古典清明的新人文主义；在行为上，程季淑的过世，却是梁实秋生命的重大转折，从他出版的《槐园梦忆》到过世前预留的遗嘱中都可看到，原本行事趋于理性的梁实秋，突然在晚年行为转向浪漫，就像是弥补年轻之不足。
早年以文学批评的笔锋闻名
梁实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学名治华，字实秋。1915年考进外交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梁实秋开始尝试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六期，第一篇散文《荷水池畔》1921年发表于《晨报》。
1923年8月，梁实秋白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前，与程季淑定下三年之约。离别前，梁实秋竟大哭了一场。后来在赴美的船上，梁实秋与同船的冰心等人结为好友。不过相较于说自己要去研习文学的冰心，梁实秋则不客气地说，他到美国要学文学批评。在美期间，梁实秋先后于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并与留美学生共同创办大江社，出版社刊《大江季刊》。
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外界一致认为这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分水岭：转而重视古典，主张在理性的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
1927年2月，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新婚的梁实秋夫妻离开北平，避居上海。这一年梁实秋经常以“秋郎”为笔名发表小品文，部分作品后来结集成《骂人的艺术》交新月书店出版，畅销一时。
到上海后，梁实秋担任《时事新报》编辑，又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转任暨南大学教授，后历任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知行学院、青岛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他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副刊。
七七事变后，梁实秋离家独自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于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
1938年12月，梁实秋接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却意外遭遇了相当大的抨击。原因在于，他在一段关于编政的文章中。提及反对抗战八股的空洞文字，表示“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他表示，虽欢迎有关的抗战文字，但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有人著文抨击、指责梁实秋在抗战中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真实材料是自相矛盾，甚至展现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糜烂生活。梁实秋气愤地以文章反击。却又为左派增添了批评他的新依据。
随国民党迁台
1949年，梁实秋随国民党搭“华联轮”到台湾。之后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十余年。在台湾，时人只知梁实秋是文学与翻译大家、谦谦君子，没人还记得，梁实秋有支常以言贾祸的利笔。
在主编《新月》时期，梁实秋因为与鲁迅等左翼作家论战，与创造社的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茅盾、太阳社的钱杏邨、语丝社的韩侍桁，有“全国五大批评家”之称。但一连串的纷争，让他成为左派作家眼中的头号“战犯”，并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甚至于1940年国民参政会筹组华北慰劳视察团时，延安方面直接由毛泽东点名拒绝梁实秋与余家菊来访。
在抗战后，梁即表明“无意再作任何评论，唯读书尚知努力耳”。去台后的梁实秋，着力在散文、翻译和英汉字典编纂方面较多，对台湾的英文教育影响尤其大。其曾经用来讥讽时政与政治人物的快笔已然封了起来。
其实在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一家由于找不到门道，在四川多待了一年，后才搭乘国民参议会的专轮返回南京。当时国共内战已爆发，局势大乱。梁实秋与程季淑商量后，决定重返北京师大英语系任教。并四处兼课，以维持家用。但随着解放军挺进京津，梁实秋于1948年底带着儿子文骐、女儿文蔷南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长女文茜则留在北大继续就读。
1949年6月底，梁实秋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之邀到台湾参与“国立编译馆”工作。遂举家迁台，但梁文骐选择留在新中国而返回北京。
梁实秋抵台后，先由昔日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徐宗涑安排住在家中。随后台湾大同公司总经理林挺生经介绍认识梁实秋后，不但立刻将德惠街一号的日式住宅借给梁实秋一家暂住，并安排梁实秋在大同工业学校授课，解决了其温饱问题；日后林挺生主持的协志出版社又延续了这份交情，帮梁实秋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这部两百多万字的巨著。
国民党政府原本帮梁实秋安排了“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不过因为“国立编译馆”馆长是由杭立武兼任，与其在“教育部”的工作“两头烧”，因此一度由梁实秋代理馆长。
但是与妻子商议之后，梁实秋无意于继续当官应酬，因此在1950年杭立武辞职后，也主动请辞，从此不人公门。并于1955年应台湾师大校长刘真邀请，出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直到退休，前后在台湾师大工作了十七年之久。
文学创作
梁实秋的散文以《雅舍小品》为代表，总计出版四辑，收录各种说古道今的长短文，悠闲自由、清新脱俗，建立了他写作散文的声望。但这部在四川写成的散文名著，虽然获得商务印书馆的青睐，但因为战争、金融混乱，始终没有付印。因此台湾正中书局不断造访梁实秋，要求代为印行《雅舍小品》时，梁实秋百般为难，并告知正中书局需为版权负责后，才让这部名著顺利问世，成为畅销一时的热门书。
但是梁实秋初抵台湾的前十年。出版的都是翻译小说。中文创作少之又少。仅在1951年，谣传作家冰心在祖国大陆因故死亡，这让梁实秋相当伤心，特地写了一篇《忆冰心》。直到1958年，梁实秋才写了一本薄薄六十页的《谈徐志摩》，传记兼散文的写作风格，令文坛耳目一新。对于文坛给予的掌声，梁实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年，他在《实秋自选集》自序中说： “我研习的学科是英国文学，我的职业是教书，在著作上可以说是等于零。”
《谈徐志摩》这本“小书”的出版，却是梁实秋以散文重返文坛的重大预告。同年9月，梁实秋辞去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兼职，专任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发现自己罹患糖尿病，又辞文学院院长职务，专心投入他从1930年就着手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之后，包括《谈闻一多》、《清华八年》等散文集陆续问世，更奠定了梁实秋“文坛祭酒”的地位。
在完成莎翁全集翻译前，《雅舍小品》是梁实秋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二十五年后梁实秋又以“雅舍”之名，收小品三十二篇，继续交正中书局出版《雅舍小品续集》。差不多同一时间还出版了一本怀念故旧的书《看云集》。只是梁实秋自1966年卸下教职后，散文作品虽增，但都不及《雅舍小品》赢得的回响。1999年，在梁实秋过世十二年后，《雅舍小品》获选为“台湾文学经典”。
编写英汉字典，则是梁实秋此时的另一项工作。包括世界书局、远东书局的英汉字典大约也都在上世纪的50到60年代问世，都非常畅销，成为台湾学生学习英文的重要工具。梁实秋一生曾主编过二十余本字典。但他也说，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之所以编字典的原因，并非有什么兴趣。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台湾的生活仅仅小康，算不上手头宽裕。他也曾说，“有一些事，有能力的人不肯做，无能力的人做不好，编字典大概属于此类。”
梁实秋与字典编辑工作最初的接触是在1949年，与几位朋友为《世界四用字典》编补篇，后来才为远东图书公司编仅收五千字、初中程度适用的小型辞典。不过当时美国桑戴克和巴恩哈特河编的英文字典按读者年龄层分成启蒙版、初中版、高中版、普通版等四级，给了梁实秋很大的借鉴。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他一次又一次扩编，最后造就收字八万左右的增订本《远东英汉大辞典》，成为他主编的行销最广的英汉辞典。
至于梁实秋引进的KK音标，至今仍是台湾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注音方式。当年不少英语教师主张用英国的音标发音，但梁实秋认为，台湾接触的几乎都是美国英文。顺理成章应该使用美国发音。为应付实际需要，《远东英汉大辞典》，后来再扩编十五万字的增订本时，注音才兼顾英美两种发音。
《莎士比亚全集》问世
在散文与编辑字典之外，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才是梁实秋毕生的心愿。
中国迟迟没有翻译莎翁全集，始终是文学界的遗憾。因此在新月时期，最初由胡适倡议，当时的计划是由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陈源和叶公超五人合译，每人每年译两本，这样不到五年就可以完工。只是计划刚拟好，徐志摩因空难英年早逝，再加上闻一多、陈源出国和叶公超无意于这项工作，最后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孤军奋战。
这项艰巨的工作才刚起头，不料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足足十多年，全中国人随时都在逃难。抗战胜利后，梁实秋回北京老家，父亲在去世前一个月曾勉励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莎剧翻译完成”，“无论如何要译完它”。后来胡适也多次对梁实秋说，莎剧翻译工作完成时，他要为梁实秋主办一个盛大庆祝会。只是没想到，胡适也来不及看到这件“中国新文学史大事”的完工。
1967年8月，梁实秋用尽了在退休后的时问与精力，耗费了三十六年，译完莎翁全集，并由台湾的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梁实秋终于成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全集的第一人。如此巨大的工程由一人独力执行，如无深厚的英文与中文底子绝不可能完成。为此，台湾当局特意举办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大宴会为梁实秋庆功，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亲自到场致贺。被视为梁实秋门下三大弟子之一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指出：“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竞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
余光中并在《梁翁传莎翁》文中强调：“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现代中国投入西洋名著的译作者不少，翻译理念却大不相同。写文章的基本要素是“信、达、雅”，翻译不比直接以中文创作，难免无法同时兼顾，尤其以“信”与“雅”常无法兼得。大师级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语堂有“屈信以全雅”的倾向，部分译作韵律十足，朗朗上口，有时却与原意大有出入。
梁实秋以“就信”为原则，有时宁可“舍雅”而“就信”，因为他认为“无论哪一国文字，都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在《翻译莎氏全集后记》中他自述：“我想，忠于原文宜为翻译的基本条件，在不失原文本意的范围之内，力求译文之流利可诵，那才是任何翻译者所应遵奉的信条。但是谈何容易!这两方面的要求常常是冲突的，要顾到原文之丰富的内涵与繁复的语法，往往就无法适当地写出流利的译文，又往往不能不牺牲原文中若干实在不忍牺牲的东西。”
梁实秋以“信”为原则的翻译方式，并不表示他不重视“雅”。早年他和鲁迅等左派译者发生论战，就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流畅的文笔，一遇上西洋文字就变成别扭的中文。梁实秋公开反对“硬译”，并主张文学应该植根于人性。与倡导文学阶级论的鲁迅笔战后，梁实秋和左派文人形同水火。
基于相同的理念，梁实秋以为，中国人用中国字写新诗给中国人看。不能完全抛弃中国旧诗的传统。他支持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认为1日诗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刻，但要写令人能懂的诗。他说：“我们有理由要求新诗写得更像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
程季淑意外过世
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了却心中大愿后，梁实秋欣慰地说，沙翁全集能够问世，有一半的功劳应当属细心照顾他的夫人程季淑。他也因此于1970年带着程季淑前往美国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蜜月之旅”，顺道到西雅图，探望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后定居美国的小女儿梁文蔷一家人。除了举家到东岸旅游外，梁实秋也重回哈佛大学。故地重游。因为平常帮梁家操持家务的小姐要结婚，夫妻俩才兼程赶回台湾。
说到程季淑，实在对梁实秋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难怪他曾以“形影不离”来形容两人相伴五十年的时光。
程季淑比梁还大两岁，是中国第一代未缠足、受西式教育的女性。两人相识为媒妁之言。1921年，程季淑同学黄淑贞的母亲，拿着程的八字到梁家说媒。梁实秋有些担心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的可信度。不过那是五四运动后两年，充满新思想的梁实秋还是决定与程季淑先做朋友。于是，他打电话约程见面。
一个周末，身穿灰蓝色棉袄、及膝黑裙，梳着发髻的程季淑由黄淑贞陪着，出现在她工作的北平宣南珠巢街女子职业学校，那是第一次约会。第二次见面，因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花园开始的”。选在中央公园。后来。程季淑转到母校女高师附小教书，梁邀她出游。没想到在民风保守的年代，这种行径让学校相当不顺眼，一年后，程季淑就没能继续拿到学校的聘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