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

分類: 图书,历史,史学理论,
作者: 王兆成主编
出 版 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8-1字数:版次: 1页数: 160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20904514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一个老贫农悄悄对我说,这个富农土改前就老实巴交,父子俩勤劳节俭,庄稼种得好,有了余钱就买地,自己种不过来,就雇长工,农忙时找短工。土改时算账,他们家有剥削行为,就成了富农。其实他本人并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说不管他过没过好日子,反正他以前剥削过人,就是罪过。斗他就对了。因为这个全村唯一的富农分子在我管的生产队,张队长就要我组织三队贫下中农做重点发言,又要我找这个富农分子谈话,要他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低头认罪,认真改造。张还说,这个大队就两个富农分子,已经死了一个,这个可别再死了,你也让他宽宽心,不要走绝路。
——孟祥才《忆1964~1965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一个人在其最后的岁月,往往会因绝望而顾不上颜面,但先生一直到最后仍保持着智者的豁达。2007年中秋节前一天的9月24曰下午,我去先生家探望。当时他躺在卧室的床上,面容清癯,体力微弱,但思维依然清晰,目光仍然明亮。他望着站在床前的我说,今天我觉得你怎么这么高大啊?我说怎么可能?只能越来越抽抽。他听后微微一笑,平静地对我说,我才是越来越抽抽,那最后一天看来马上就要到了。我当时一阵莫名的伤感不禁油然而生。
——邸永君《自此无从聆教诲——献给刚刚远去的业师王钟翰先生》
内容简介
对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东抄西凑、胡编乱造甚至是搜奇猎艳、不堪入目的历史普及读物,史学家往往义形于色、激愤不已。但当出版社请他们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时,他们又大多表现出几分矜持,婉言加以谢绝。史学家既然不屑为之,拱手相让,普通大众又有需求,有些门外汉便操起剪刀浆糊,加紧炮制,平庸粗劣的作品于是越来越多,造成恶性循环。
我们的史学家对普及读物,显然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从事专门的研究,发掘新的史料,提出独到的创见,撰写高深的史学论著。不错,史学家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有重要价值的史学论著当然越多越好。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明历史真相,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开创未来。这里就有个把专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浅显易懂的普及读物,让普通大众能够消化吸收,将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的问题。因此,普及历史知识同样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认为撰写普及读物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不登大雅之堂。其实不然。普及读物不仅要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体现出学科前沿的学术水平和最新成就,能让读者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受到深刻的历史启示。这不仅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精深的研究。
由此我想,我们的史学家与其坐在那里愤愤不平,不如在从事研究之余,也动笔写些普及读物,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化为雅俗共赏的文字,传播一些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龙虫兼雕,既有功学林,又嘉惠大众,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本书为《茶座》的第13辑。
目录
卷首语
普及历史知识是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现场
忆1964-1965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和夏承焘老师同在“运动”中
旧案重审
萧乾沦为右派的历史关节
人物春秋
司马光知谏院
伪楚“皇帝”张邦昌
君子不齿——落寞的古代医人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生前身后乔冠华——“周公左近的秀才”系列之一
学坛述往
胡适与罗尔纲的师生情——为罗先生逝世10周年而写
“胖猫”与“小耗子”
渊源有自:“八马”的传承与流派
——“八马同槽”与20世纪中前期的学术生态(之二)
自此无从聆教诲——献给刚刚远去的业师王钟翰先生
书林琐记
记我买过的几部影印本古籍
掌故钩沉
归到玉堂清不寐——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之三
20世纪30年代漫画杂说(续一)
公私档案
大清海军甲午遗事之殉国第一舰广乙(下)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义举
封二: 中国古代体育图录——《投壶图》
书摘插图
历史现场
忆1964~1965年的山东海阳“四清”
1964年9月5日,我自济南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学习中国思想史。不几天,当时思想史研究室的学术秘书林英同志(“文革”后曾任宗教所和政治学所的副所长)带我前去拜见侯外庐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仰慕的导师。他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大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神色严肃。林英简单介绍一下就退了出去。我向先生问好,他示意我在靠近他的皮沙发上坐下,问我在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中有哪些教授,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一回答后,就请教先生在研究生阶段应该读哪些书,怎么学。先生说,跟他读研究生,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自学,首先读他主编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读书中碰到的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请教杨超(“文革”中因被诬为“516”分子而自杀);文献方面的,请教李学勤;外文方面的,请教何兆武;论文写作方面的,请教张岂之。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问他。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这次会面。不久,我向师兄卢钟锋(“文革”后任历史所党委书记)请教学习方法后,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读书学习。10月初,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有工作人员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听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报告,传达中央宣传部指示,学部所有工作人员,凡身体条件许可的,都到山东海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此后,整个学部各研究所几乎停止了一切业务活动,集中不习中共中岸头于农村社教的文件,即《前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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