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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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妍著
出 版 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6-1字数： 400000版次： 1页数： 419印刷时间： 2008/06/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364921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徐妍是一位以性灵文字见长的学生。写作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选择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对研究对象进行体察。虽然经过三年读博阶段的专业规训，徐妍还是没有能够祛除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摈弃性灵文字吗？性灵文字在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为了呈现新时期鲁迅重构的脉络，徐妍的论著将结构设计为“建构”和“解构”两条线索。该著采用“文本”细读的路数，对于鲁迅的阐释文本进行细读，既尊重了鲁迅本体，也尽力客观地描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脉络。
作者简介
徐妍，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鲁迅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近年关注青春文学写作现象；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萧红小说的女儿性》获得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获第六届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理论批评奖。
目录
序言
绪论
上篇集体性鲁迅
第一章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
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第二章鲁迅诞辰100周年背后话语的认同与裂隙
第一节以仪式的形式悬搁记忆
第二节周扬的报告：由“代言”到错位
第三节1981年的中国知识群体：战栗的启蒙者之梦
第三章精神文化视角下的鲁迅：主体性回返的恒与变
第一节重审《杂文报》《青海湖》风波：主体意识的纷纭投影
第二节转型的“镜子”：“实践性主体”的文化想象
第三节转折的“探寻”：“精神性主体”的自我隐喻
下篇个体性鲁迅
第四章个体生命的复杂性探索
第一节鲁迅诞辰110周年：梦幻期的终结与分化
第二节现代知识者鲁迅与悖论的“自我”--以汪晖的“概念清理”为中心
第五章个体生命的多样性读解
第一节神圣与世俗：两种理想主义的对峙
第二节退居书斋的学人思路：“学者”鲁迅被重构的逻辑与悖论
第三节叙述学和细读的升温与冷却：形式本体鲁迅的探索
第六章反思、理解与对话：“后启蒙”知识分子鲁迅重构的演变
第一节从“被同化”到反思：“精神性主体”的深化
第二节从想象到理解：“实践性主体”的低调转换
第三节从反思到体悟：张梦阳对鲁迅“人学”思想的阐释言路
第四节从独白到对话：“后启蒙”年轻知识分子对鲁迅原质的解读--以孙郁的鲁迅重构为个案
第七章世纪之交越界的解构和重建学理新秩序
第一节《收获》风波：新意识形态下的解构行动
第二节鲁迅诞辰120周年：新意识形态下的低调整合
第三节鲁迅研究的学理思路与鲁迅学的建构--以2004年“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第四节跨文化视阈下对“东亚鲁迅”的阐释--以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书摘插图
第一章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新时期伊始，对于教条主义惯性思维的突围与固守，1979年发生在思想界、鲁研界的关于鲁迅研究是否也有“两个凡是”问题的论争具有普遍性。
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的一篇文章《答记者的访问》。其中，两段话语非常尖锐。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鲁研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争论得非常激烈。特别是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著名作家、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和资深鲁迅研究专家、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的李何林，更别具意味。
对于这场论争的价值判断，多少年过后，研究者大多持有公允的评价。鲁迅研究史料家陈漱渝这样评价道：“在反对现代迷信的历史大背景下，提出反对神化历史人物的意见，无论涉及何人，无论所举的例证是否妥当，都具有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鲁迅生前就撰文反对神化任何个人，并亲手撕毁了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纸糊的假冠。反对神化鲁迅，有利于冲破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对鲁迅研究的无形束缚，有利于挣脱僵化单一的政治解读模式，创造出一种自由探讨、平等切磋的宽松的人文环境。”①近年来，对新时期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徐庆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今再读茅公的文章，已没有什么新鲜的。但在当年，在‘两个凡是’阴影露布的当年，要触动在这个阴影下被戴上光环而‘神化’的鲁迅，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④
这些观点表明：在时间的流逝中，研究者已经祛除情绪化的因素，对这场论争进行客观、全面的评述。类似价值判断的观点，不再赘述。本书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评判这场论争，而是试图回到当时论争的现场，辨析论争双方从意识形态话语中突围的努力和限度。或者说，回溯这场论争，是为了叙述并分析论争双方如何一面突围，一面秉持批评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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